《萌芽》主编赵长天最近有些忧虑。前天，在上海作协召开的《新世纪批评家丛书》研讨会上，曾挖掘了无数文学新人的“新概念之父”讲到不久前《萌芽》杂志招聘兼职编辑时所遭遇的尴尬：从100个报名者中脱颖而出的30位年轻人在回答“你们都在读些什么书”的考题时，一位应聘者很自豪地说：“南派三叔(《盗墓笔记》作者)的书，我全看过！”
在所有前往应聘的年轻人中，只有一个人表示读过周作人的书，一个人读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书。“这就是当下喜爱文学的大学生们的阅读状况。”赵长天对此表示出无奈，“时代变化太快，你会发现年轻人阅读的东西跟我们完全不同。我也许没有资格说‘盗墓小说’就不是文学，但是作为一个爱好文学的年轻人，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只读这些小说。”
文学评论有没有年轻人的声音
在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推出的《新世纪批评家丛书》的作者名录中，出生于1973年的巴金研究者周立民属最为年轻的。而常常被媒体称为“青年批评家”的葛红兵，其实已经年届43岁，称他为“青年”实在有些勉为其难。当代的作品谁来评判？文学评论有没有年轻人的声音？谁来发现更年轻的文学评论家？……当社会生态发生变化时，这些出现在文学批评领域的新现象，生成了萦绕文学界的新疑问。
“80后”没有文学批评家？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网上和微博中的文学批评却在另一条路径上遍地开花。始终活跃在网上论坛“小众菜园”的上海作协副主席陈村表示，现在很多年轻人已不再阅读，他们的阅读只能称为浏览。“现在网上那么多作品，要完全浏览是不可能的事。而批评则是人的本性，人人都有对别人说三道四的本事，只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就能评论。”
上世纪80年代，上海的文学评论是为上海文学界争光的，出现了一大批年轻、具有活力和才气的文学批评者，在全国也颇具影响力。而对当下的文学状况有能力作出批评和判断的这样一种批评力量却越来越微弱，这是上海文学批评面临的真正窘境。
文学批评岂能只“说长”不“道短”
事实上，在当今网络文化的时代，各种不同意见的发表并不难，简单地说，“只要有良知，只要有承担精神，就能够发出声音”。不过，现实中具有使命感的批评家和学者并不多。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剑龙教授表示，文学批评通俗一些来说，就是对一部作品“说长道短”。现在可见的情况是，大家都只“说长”不“道短”。一部新作出来，说好话的大有人在，提出值得改进和商榷意见的人十分罕见。文学批评丧失了辣味，沦为一道遍撒味之素的无营养晚餐。一些学者私下里很敢言，讲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立场分明。但请他写成文章发表意见，批评者的态度就会顷刻发生变化。说白了，是因为不愿意得罪人。尤其是同行之间、圈子之内，说好容易说坏难，健康的批评总是很难形成风气。
对此，作家王周生也有共识。她指出，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丁玲凭借《莎菲女士的日记》登上文坛后，很多人对她作品中鲜明的女性主义与个性主义姿态颇为赞赏，形容她有如一阵清新之风刮过。当时，冯雪峰却以一个文学批评者的身份，对丁玲的作品作出了完全不同的、毫不留情的、严厉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丝毫没有影响现实生活中这两人之间的情谊。王周生进而指出，一个有胸襟的作家应允许别人“道短”，并对批评意见抱有热情的态度和善意的理解。
本报记者 陈熙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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