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学周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值得庆贺。因为自1996年以来，诗人已被诺贝尔文学奖冷落了15年，这在整个诺贝尔文学评奖史上都是罕见的(此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间隔最多是7年)。我不想说近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世俗化了，或者说它偏离了“理想倾向”这个核心，但冷落诗歌这么久，不免令人对这个奖的近期取向有所怀疑。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诺贝尔文学奖选中的是一个瑞典诗人，实现了对诗歌和国民的双重回归。富有意味的是，特朗斯特罗姆已偏瘫20年了，他的身体一半有生命，一半已死去，死去的一半仍寄存在活着的另一半上。而且，偏瘫之后的特朗斯特罗姆失去了说话能力，只能用一只手弹琴、写字，继续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就此而言，他的存在成了这个时代诗人的象征。我善意地设想，特朗斯特罗姆之所以没有完全死去，似乎在等待这个来自他的祖国，也属于全世界的文学大奖。如果，诺贝尔文学奖不颁发给特朗斯特罗姆，那么，这个奖和特朗斯特罗姆双方都会遗憾。可以说，特朗斯特罗姆的胜利也是诗歌的胜利。
在我看来，特朗斯特罗姆是一个纯粹的诗人。所谓“纯粹”，第一，他基本上只写诗，而不用其他文体写作。第二，他写的都是短诗，没有长诗，甚至组诗也很少。第三，他的创作量奇少，截至2000年他70岁时，一共写了163首诗。他出版第一部诗集时，只有23岁。从特朗斯特罗姆的整个创作历程来看，他是个起点极高的诗人，也许不能说他一直没能超越自己的处女作，但《诗十七首》完全可以被视为他的代表作，他后来的作品其实是对这部诗集的展开和分解。换句话说，《诗十七首》已确定了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基本风貌，这也可以视为他诗歌纯粹性的一种体现。当然，最能体现他诗歌纯粹性的是，他是一个只写短诗的诗人。似乎出于巧合，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辛波丝卡也是一个以少量短诗获奖的诗人。这两位诗人的成就证明：也许短诗才是诗歌的正宗，因为，它实现了最精练的词语和最强大的力量的结合。
在如今这个商品气息无孔不入的时代里，做一个纯粹的诗人需要克服多重压力。存在于当代诗人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从诗歌写作转向非诗歌写作。这种转向的原因也许比较复杂，但大多出于对文学市场的考虑，它潜在地包含着一种读者中心的意识，以及对作品畅销的期待。而特朗斯特罗姆拒绝向任何外力和诱惑妥协，他绝不会迎合读者，更不会迎合奖项，包括诺贝尔文学奖，他是一个非常纯粹的诗人。如果说这些是外在压力的话，一个纯粹的诗人必然还会承受内在的压力。正如现代派文学的创始人波德莱尔所说的，“一切伟大的诗人本来注定了就是批评家”。因为，复杂的时代要求甚至迫使诗人用多种方式说话，所以，大多当代诗人往往一手写诗，一手写评论。特朗斯特罗姆不是没有感到这种压力，但他执意要做一个“诗的禁欲主义者”。因此，他主动克服了用另一种文体表达自己的诱惑，并压缩自己的批评意识，实在难以克制时，他也会用诗歌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
太妙了，在抽缩之际/我感受我的诗如何生长/它在生长。它占据我的位置/它把我推到一旁/它把我扔出巢穴/诗已完成。
这节诗具有元诗的意味，它精彩地揭示了特朗斯特罗姆独特的创作观念：诗歌如同一个生物体，它以自身的节奏生长，只有诗人完全被诗歌“驱逐”以后，诗歌才会完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特朗斯特罗姆自道其写诗甘苦时说：“写诗时，我感受自己是一件幸运或受难的乐器，不是我在找诗，而是诗在找我，逼我展现它。完成一首诗需要很长时间。诗不是表达‘瞬间情绪’就完了。更真实的世界是在瞬间消失后的那种持续性和整体性，对立物的结合。”在我看来，这段话里包含着丰富的信息。首先，特朗斯特罗姆是一个被诗寻找的人，换句话说，他的写作是一种被动写作，是对诗人与世界相遇时受到的强烈震撼和轻微触动的片段记录。其次，“诗在找我”不仅暗示了诗人对客观世界的倚重，也暗示了创作的艰辛以及他的“未完成”意识：
八月二日。某些东西想得以表达，但词不答应/某些东西无法表达/失语症/没有词，但也许存在着风格……
这是组诗《波罗的海》中的一节，可视为诗人创作的自我写照。它呈现了写诗过程中的受挫时刻，想得以表达的东西和不答应的词之间的彼此争执造成了诗人创作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斯特罗姆作品都是“完成一半的天堂”，是他的“未完成”意识的证词。在我看来，特朗斯特罗姆是个以密集的意象呈现出深度存在的诗人。他诗中常见的意象是黑暗和风暴，黑暗不仅是存在的背景，也是神秘的别名，风暴则是一种穿越的力量，兼具破坏与呈现的功能，穿越黑暗的风暴可将事物的神秘透明化，它实质上体现的是穿越世象的一种自由精神。如他所言，诗歌贵在融持续性、整体性和对立性为一体。持续性关乎时间，整体性关乎空间，对立性关乎不同事物的联系。将对立之物纳入一个整体，需要强力压缩技术，已凝固的意象之所以能呈现出持续的动感，是由于被压缩进诗歌中的个体经验还能透过词语不断释放自己。
纯粹诗人的影响力一般不大，但比较集中。特朗斯特罗姆的影响可能只限于某些诗人，普通读者或许从中受益甚微。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的诗体现了高超的技术，另一方面也是由他的纯粹性造成的。在此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切斯拉夫·米沃什和奥克塔维奥·帕斯都做过外交官，约瑟夫·布罗茨基有被流放与被驱逐的经历，西默思·希尼有杰出的批评才能，德里克·沃尔科特有非凡的戏剧创作才能。除了写诗以外，他们还写了大量的散文、评论及其他作品，这无疑使他们赢得了更多的读者，并因此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和他们相比，特朗斯特罗姆的影响力肯定较弱，但特朗斯特罗姆的可贵之处也许正在于他的纯粹性。米沃什在《关于布罗茨基的笔记》中写道：“诗人逃入散文写作，是出于将自身的经历保存到十分之九的这种压力。”就此而言，特朗斯特罗姆对诗歌的固守体现了他强大的抗压能力。在漫长的岁月里，特朗斯特罗姆之所以能坚持做一个纯粹的诗人，也许是因为他深知，诗人其实是只有精神自传的人，而精神自传的最佳载体就是诗歌。从诗歌信念来说，是因为他把自己视为“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的人，正是这个“伟大的记忆”使特朗斯特罗姆坚持纯诗写作，并使他心目中神圣的诗歌传统得以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