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导演筹备了9个月的电影《温故一九四二》开机了，它改编自作家刘震云的同名作品。在巨星加盟和恢弘巨制的背面，它引发的还有人们对纪实作品的讨论。
于是，一个名词被推在我们面前——“非虚构写作”。
作家困困对“非虚构写作”有过一语中的的解释：“非虚构写作像个被寄予了过分厚望的孩童，它蹒跚学步，就要对抗‘不信’，对抗谎言，对抗想象力根本跟不上趟的光怪陆离……”
的确，这样的对抗，来自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来自贾平凹的《定西笔记》……文坛逐渐消磨了的底蕴，在这样的节点被唤起。
关注激荡的现实，少一些穿越和玄幻，或许，我们的时代会因此改变一点点，进而趋向更加美好。
而我们这组报道，用意也在于此。
“蚂蚱前头，是不是大旱？”
“是大旱，是大旱，不大旱还出不了蚂蚱。”
“是不是死了很多人？”
“有个几十口吧。”
这就对了，一个村几十口，全省算起来，也就300万了。
这是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开头的一段话。
它是上世纪90年代，刘震云在巩义做实地查访时，和一位老大娘的对话。
“我们从河南延津开始，一路巩义、洛阳，到潼关，进入到陕西，在陕西跑了很多地方，一个回马枪，再到山西，又把山西磨一遍。”因此，刘震云说，《温故一九四二》和小说不同，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因为中国报告文学的特点就是虚构的成份特别多，而《温故一九四二》和虚构的作品彻底区别开来了。”
笨拙的精神
1993年，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发表，讲述的是1942年中原大旱，几百万灾民在饥饿和逃亡中的故事。
和刘震云对话的那位老人，就是这几百万灾民中的一个。十多年前，刘震云遇见她的时候，老人已经90岁了，她的名字叫刘和平。
老太太跟刘震云说了很多触目惊心的事。
“她说在逃荒的路上，她父亲给她的亲妹妹寻了个买主，她母亲知道之后，急了，举起扁担就抡，人贩子以为要打他，就跑，就躲，实际上万没想到，她的母亲抡起扁担是拍死自己要卖出去的孩子，她宁可把这个孩子拍死，也不能把她卖了。”刘震云说，这段往事让他沉默了好长时间，后来他把这件事写到《温故一九四二》里，“我觉得这些细节非常有力量。”
这些细节，刘震云是通过“笨方法”得来的，包括这次为冯小刚把《温故一九四二》改编成剧本。“我们就是沿着灾民走过的的路途，重新走一遍。包括蒋介石在重庆的日常生活所涉及的那些居所，作品中触及到开罗会议，我们也去了埃及。”
冯小刚觉得《温故一九四二》是用一种非常冷峻、非常平静的语调在组织一些资料，让人看到历史的真相。
“但是实际上我知道，作为一个河南灾民的后代，刘震云对这300万人是非常有感情的。我也知道震云的母亲，就是他的外祖母在逃荒的路上收养的。震云跟我说过，他的老母亲在饥饿的时候，就不断地舔他外祖母的手腕，一直舔到白骨森森。”因此，冯小刚认为刘震云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段历史。
“小说的最大的特点是靠作者的想象力，包括它的人物、故事、情节、细节、结构等等，它是通过虚构达到真实的内心，而在写作《温故一九四二》时，我采取的是一种‘调查体’，美国有这种方式。”刘震云说，“这种体裁的作品是通过外在事件的真实、人物的真实、细节的真实来达到内心的真实，作家要得到这些，需要具有笨拙的精神。”
相对的真实
对一个作者来讲，写这种作品显然要比写小说困难得多。“可以说这篇作品基本上没有虚构，基本上是真实的史料，不然的话就没有意义了。小说可以坐在屋子里想，但是《温故一九四二》我花了好几个月，一点一点进行采访。”
“这些人的记忆也许是不真实的，但是他在说话这个时候是真实的。”刘震云认为这就是一种叙述的真实。
刘震云还查阅了许多史料，到图书馆，查1942年的报纸。比如当时的《中央日报》、《大公报》、《文汇报》、《河南民国日报》，同时包括一些县的报纸。
“当然，几十年前的报纸所反映的东西也未必真实，但是有一点是真实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个报纸是真实的。”
同时，刘震云还反复研究其他人写的关于1942年的书。“像美国有两个人，一个是当时驻中国大使馆的谢伟思，还有《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他们的书中记述了当时的生活状况。他们的书使我所看到了外国记者的记述和中国报纸的最大区别。”
刘震云说，中国报纸写的是事件，而外国记者写的是具体的人的情况。“如在洛阳火车站，灾民穿的是什么衣服，戴的什么帽子，吃的什么东西，火车站的气味，他写的是这样一种东西。”
“当然外国记者写的也可能是不真实的，但是这本书的存在是真实的。你调查的人所说的未必是真实，你看到的报纸也未必是真实的，你看到的外国人的书也未必是真实的，但是三者的比较就会得出你自己关于这件事的真实。”刘震云自嘲，“也许会有人说：刘震云写出来的也未必是真实的，但作品所反映出的刘震云的目光是真实的，真实的历史永远是不存在的，只能说是相对的真实。”
关注真实，大概是作家们拒绝闺房写作的最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