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鲁迅与鲁迅的中国
在不同话语体系中呈现的相异面目，是鲁迅意外成为全球不同文化圈借由同一形象反观自我的契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在鲁迅短暂的55年生命中，他的足迹最远只到达过日本，在那里，年轻的鲁迅最终完成自己对于人生的选择——成为一个作家。
正是这一选择注定了鲁迅身后的思想与文字比他本人走得更远，肉身死亡之后，它们替他继续远行——据统计，到20世纪80年代，鲁迅著作的翻译文本已达到50多个国家、70多种语言，无论东邻日韩、东南亚，还是欧美大陆各国，乃至西亚、非洲的阿拉伯世界，鲁迅都引起强烈的共鸣。而他于日本期间所确立的对于中国国民性批判的视角，更是令世界认识鲁迅的极深刻标记。
一座丰碑的塑造
没有人怀疑鲁迅作为精神偶像于这个世界的存在——进人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国家对鲁迅作品的翻译进度有所减缓，主要原因在于前几十年欧美翻译家已经译介了相对比较充足的鲁迅作品可供学术研究之用。但全球对于鲁迅的深入研究乃至重新接受并未放缓。
1990年，美国学者威廉·莱尔翻译的《<狂人日记>及其他短篇小说》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刊行，鲁迅的短篇小说基本上已经被收录在内。1992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电影<阿Q正传>导读》。1996年，寇志明的专著《诗人鲁迅：鲁迅旧体诗研究》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刊行，该书载有寇志明用英文翻译的鲁迅现存64首旧体诗。2002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刊行了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阿Q正传》译本，属于“中国现代文学中英对照”系列中的一本。80年代前期在中国工作的麦克道格尔，完成了鲁迅和许广平的书信集《两地书》的翻译。1990年，米歇尔·露阿翻译的法语译本《阿Q正传》由法国文学出版社印行。
德语译本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在瑞士联合出版社出版的6卷本《鲁迅选集》，该选集翻译了鲁迅的全部小说和诗歌，杂文集《坟》，以及散文诗集《野草》，是德语国家的一批学者历时巧年精心翻译出来的成果。该选集的主编是时任德国波恩大学教授的沃尔夫冈·顾彬，副主编是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关愚谦。
正如许多研究现代文学的同行一样，直到现在，鲁迅还在欧洲汉学研究委员会成员冯铁的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从尼采的哲学出发，鲁迅所吸引冯铁的，不仅是作为一个杂文家和《野草》作者的鲁迅，而且也是把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的前三节，分别用文言文和白话文翻译出两个不同版本的翻译家鲁迅——很少有中国翻译家这么做过。
在冯铁看来，中国对于鲁迅这座丰碑的塑造大概从1931年9月鲁迅50岁寿诞时就已开始，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这一“工程”更是明确启动，凭借不断地自我复制，直到目前，这一潮流依然表现强劲，并且似乎将来也肯定会高效地持续下去。“从脱离具体文本语境把单个词句摘出编录在一起的‘选本’，到注解详尽的‘纪念碑式’十几卷‘全集’，再到不久前才在台湾摘掉异端邪说的帽子获得自由流通权利的奇怪现象”，正如众多西方汉学家所感兴趣和关注的那样，鲁迅的“经典化”及其所有作品文本的处理过程，同样成为西方研究中国几十年来意识形态嬗变的重要依据。
拯救母亲的儿子们
上世纪90年代冷战的终结使欧美鲁迅研究进入了良性发展阶段。自由的争辩使人们对于鲁迅的感知更加明晰：大多数学者在通往鲁迅的途中找到共同的密室之门——一个从未停止批判自己所在国家及国民的作家，如何与他的国家，他的同胞，甚至“自身作为被批判者的一部分而存在”这一境况自处？
正如西奥多·哈特斯的《生活的侧影：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的声音》所读出的鲁迅充满怀疑的声音：其小说叙述者声音中透出的无力感，是鲁迅本人在现实社会中一再受挫而产生无力感的回音；萨莉·列伯曼则以鲁迅作品中母亲形象的塑造为论述原点，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民族主义、现代性以及两性政治的关系。鲁迅自幼喜欢“目莲救母”这出戏，在其作品中，常常能看到“母亲”形象与中国“男性气质”的并置，遗憾的是，这种并置并未产生“目莲救母”的亲情英雄主义效果，在《补天》、《奔月》、《在酒楼上》等小说中，儿子(男人)都没能成为“母亲”的“拯救者”。
鲁迅选择直面这种存在于中国民间伦理上的危机，并且把这种危机视作民族的积弱所致，面对西方这个强大的他者，他们丧失了“男性气概”而感到懦弱无力；面对“母亲”，历史上备受尊崇的儿子(男人)们，丧失了拯救苦难母亲的能力。
西方人这种对于鲁迅文字背后的精神属性观察，在新世纪之后达到新的高度。2005年，保罗·福斯特指出：20世纪前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文学“不仅是建构民族身份的关键，而且也是对国民性的破坏性批判力量”，并因此形成矛盾的民族主义——“讽刺的民族主义”。至此一个悖论性的事实被揭露：鲁迅的《阿Q正传》本来是揭露中国国民劣根性的作品，但是因了欧洲大文豪罗曼·罗兰的几句称赞，《阿Q正传》成为中国文学“正面的范例”，“鲁迅在中国人的想像中成为了中国国民性的典范——一位诺贝尔奖的竞争者”。
尼采的信徒，中国的奥威尔
幸运的是，在其后鲁迅形象的传播过程中，毫无血缘关系的的相似性和传承性被一再发现。正如英国学者将鲁迅与其同时代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相比，二者之间存在着通过文学创作进行自我精神与民族精神治疗的意向：他们的作品“大多揭露社会的黑暗，民族病态灵魂”，他们都是“病态的天才”；他们对各自“民族精神疾病的诊断和揭露，以及‘疗救’情结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主体感悟与自我剖析”。
2001年德国法兰克福的彼得·朗格公司出版了华裔学者张钊贻的《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一书，张钊贻认为鲁迅接受的是“温和”尼采的精神遗产(诸如对中国文明衰落性的看法、对现代世界文明的批判等)，认为鲁迅并不完全是尼采的信徒，而是在中国当时的时代语境中的一个尼采的等同者。鲁迅预言了一个市场法则主宰下的“黄金时代”的到来，而张钊贻认为如果鲁迅活到现在，他或许会发出“救救狂人！”的呐喊。
来自美国的汉学家、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教授华志坚则曾在《时代》周刊撰文称鲁迅为“中国的奥威尔”：二人皆有新名词进入政治辞典：阿Q主义在中国之易于理解，恰如“老大哥”通晓于他国；鲁奥皆半生以左派独立思想者立命，批判教条主义与政治光谱中的一切伪善。
被拒绝的诺贝尔
汉学家李欧梵至今认为鲁迅是属于全世界的、大众的，每个人心中都可以有一个鲁迅。上世纪60年代欧洲和美国的学界出现左翼思潮，因此鲁迅的作品被介绍到美国和欧洲。但是，现在美国大众很少有人了解鲁迅。“这其实是一种吊诡。你只能说鲁迅是属于世界的，才能促使世界的读者都去认识鲁迅。但如果把鲁迅当做一种学问，外国人又多不懂中文，就没人能懂鲁迅了。”这一点，正如大多数人会记得作为第一位受外国人关注并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作家，鲁迅拒绝了这个奖，但他的理由却鲜少被提及。
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一位探测学家来到中国，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之后，这个瑞典人便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托鲁迅的好友台静农去信征询意见。但鲁迅婉言谢绝了。在给台静农的信中，鲁迅说：或者我所便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中国”两个字罢……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
鲁迅写这封信，正是在中国新文学经过风风火火的10年之后，彼时对于中国文学的高度自信正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间流行。但鲁迅难得地保持了理智，他的那封信则永远留给了中国文学的后来者们，直到今天，我们的作家们依然极度渴望着这一奖项，多少因为他们没有足够幸运到拥有鲁迅的清醒。
鲁迅逝世时，英国教授谢迪克当时正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后来他这样描写鲁迅的肖像：“从耸立的头发到他有力的头骨，无处不洋溢出坚决和刚毅。一种坦然之貌，惟完美的诚恳的人才具备的。前额之下，双眼是尖锐的，而又是忧郁的。眼睛和嘴都呈露出他的仁慈心和深切的同情，一抹胡须却好像把他的仁慈掩盖过去……”
正如他的长相所同时传递的尖锐与忧郁那样，无论是之于中国还是世界，鲁迅皆同时具有读书人的柔情和战士的赤诚。他是如此多面以至于从来难以被界定，但在其逝世后的年月中，他的作品和文字走得越远，鲁迅身为一个符号被误读的可能性便越大，而他的被演绎，也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全球不同文化圈借由同一形象反观自我的契机——一座“丰碑”不但会激发着人们去追寻谁曾经作为雕塑家参与了对它的塑立，也会让人想知道它是竖立在哪儿，毕竟海边与城市公园中心是完全的两个概念。时空和语境的相异不停改变着他的面目，但鲁迅因此从不曾离开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