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操赴美与张学良会面 与“校长”聊抗战

　　忆安排大伯张学良与吕正操将军见面经过 

　　张闾蘅

　　大伯张学良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大起大落，但他人生最大的转折是在1936年。在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在中华民族处在最危险的时刻，作为一名中国军人，他不愿意再打“内战”了。在蒋介石来西安督促其“剿共”之际，为了一致对外、团结抗战，大伯几次劝说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蒋介石不为所动。于是大伯与杨虎城将军联手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及其随行的军政要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共同抗日的第二次合作，使国家由内战到团结抗日、一致对外。这个转变为最终为战胜日本侵略者，奠定了基础。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彻底改变了大伯的人生轨迹。

　　在大伯送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他即被剥夺自由，遭到长期的关押和软禁。

　　大伯是1946年被羁押转移到台湾新竹的。最初在台湾，他们依旧是过着与世隔绝的“管束”生活，关于这一段时间的经过知情者甚少。有文字记载的是大伯的日记，他的日记真实地再现了那段几乎被世人忘却的历史。

　　直到1960年，大伯从高雄搬迁到台北，才与台湾的亲友建立了联系，与海外的子女有了更多的来往。也是由此开始，我们一家人与大伯一家，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来往。从彼此相望到往来密切；从彼此关爱到晚年相伴；我们这些晚辈与亲属在与大伯的交往中，从他的讲述中，知晓我们家族及我大伯的经历。在台北，我们家成为我大伯每天“进城”的必到之处，我们姐妹成为我大伯可以“无话不说”的最好“聊客”，正是受我大伯“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们对大伯的“叛逆”行为有了新的诠释，对国家、民族的含义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也促使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返回祖国大陆。记得我每次回到台湾，都会带给他许多新的消息，如家乡的变化、亲友的情况，故乡的问候等等。尽管我大伯的听力日衰，但他听到祖国家乡的人与事，那种舒畅欢笑表情，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为我大伯与祖国大陆的联系“牵桥搭线”，对于我来说，真是一件很快慰的事情。

　　大伯知晓我经常往返于内地，让他又多了一份牵挂。毕竟他离开大陆有半个多世纪了，他内心的“牵挂”，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现在我作为他可以“信赖”的信使，通过我的讲述，使他更为直观和细致地了解海峡“那边”的情况，同时我在去内地时也转达了他对诸多老友的问候与惦念。这也是大伯与我之间彼此默契、心领神会的“秘密”。在大伯身边的时候，只要大伯交代的人与事，我都尽全力去做、去寻找。记得在我返回大陆初期，大伯向我提起，他很想知道两位老部下的近况，叫我设法见见，这两个人一位是吕正操将军，一位是万毅将军；但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否还活着？我去内地以后，这两位老人家我先后都设法见到了，我向这两位老将军转达了大伯对他们的惦念与问候。两位老人都已经经历无数风风雨雨，但他们坚定的信仰，对国家民族的深厚情感，至今仍让我感动，难以忘怀！尤其是吕老，后来我们相处的机会非常多，是吕老带着我认识了各界朋友；是吕老教会我为国家的发展，为两岸的交流去做点事。

　　记得第一次见到吕老，是全国政协机关的杨拯民副秘书长带我去的。当我第一眼见到吕老时，就觉得非常亲切，他幽默风趣、为人爽朗。从言谈举止中，我能看到他与我大伯在性格方面的相似之处。吕老的教诲、关爱、呵护在后来的交往中时时感动着我。当时由我为他们相互间传递信息，有一次见面时，我问吕老，“你的手受过伤吗？”吕老不解，我说：“我大伯提起你，说原先想送你去空军学飞行，因为你手受过伤，后来改送你去当陆军。”吕老很感慨地说：“老长官还记得我手受过伤呀。”透过他的眼神，分明让我感觉到我有一种责任，当时我立誓要促成二老见面，好好弥补失去的时光，然而从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一等就是十年。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伯一家可以赴美探亲，与儿女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