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抗战时期兵工厂内的工作与生活
俞濯之
我是天津市宁河县人，大学毕业后，哥哥们要送我到国外留学，遂于1930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机械制造专业。学成后，先与英国雪菲鲁特特殊钢具厂签约，任工程师并被派往上海工作。1936年自荐进入了南京金陵兵工厂任工程师，开始了我从事中国兵工事业的难忘历程。
进金陵厂几个月后，在铁道部工作的朋友邀我到铁道部浦镇机车车辆厂筹建弹簧厂。金陵厂厂长李承干不愿放我走，答应只让我借往铁道部6个月，这是1937年的事。在金陵兵工厂只干了几个月，就去了浦镇机车车辆厂。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入侵上海，铁道部又要派我去美国选购机器。抗日前线需要武器，我很想赶快回金陵厂，参加到生产武器的行列之中，尽一番爱国之心。而铁道部不容考虑，限我三天乘飞机去香港，再转机去美国。我匆匆到金陵厂与李承干厂长告辞，到美国与有关机床厂洽谈购货事宜。基于国内局势危急，我不得不留个心眼儿，订货款不到我不与任何厂家签约。此时，国内政局发生变化，由于国民党政府转移到重庆，铁道部在江南、华东、华中一带的工厂大部分也都被日寇掠取，我只好准备“启驾回府”。在美国，有个华侨开办的华昌贸易公司想留我合作。我思想上有个抗日救国的念头，想到与金陵厂约定出借6个月，虽是口头协议也应遵守。这时金陵厂也来电催我回厂，并派人在香港给我安排了由香港到重庆的安全路线。
1938年我回到重庆。那时南京金陵兵工厂已迁往重庆，改名为重庆二十一兵工厂，我脱去西装，投入到为抗日制造武器弹药的工作之中。
1939年，工厂派我去接收重庆华西公司轻机枪厂，这个厂原本是四川军阀刘湘办的兵工厂，有职工600余人，以制造启拉利轻机枪为主，兵工署从其手中收买后交二十一兵工厂管理。当时厂内各种管理制度都不健全。时值抗日，职工有强烈的抗日情绪，厂中还有秘密进步组织，他们组成了抗日宣传队，为此时常与当地警察发生冲突。当时它是个不太平静的厂。去接收时，二十一厂给我配备了两名技术员，两名管理员，我们5名“接收大员”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又不了解内情，真有点六神无主，好在与总厂只有一江之隔，随时都可回厂请示。
搞好与地方的关系，整顿厂风，研制新产品，这三项是轻机枪厂的主要任务。搞好与地方的关系，这是一项与官方打交道的事，由总厂另派人员办理，但我是轻枪厂的主管也不得不介入。充满书生气的我，对此不无为难之处，只能硬着头皮干。
我首先碰到的事，是能否允许工人组织抗日宣传队。当时总厂没有这种组织，几番商议最终决定对轻机枪厂予以特殊对待，允许保留抗日宣传队，但必须在业余、小规模活动，避免与当地军警发生冲突。当时宣传队有歌咏队，读书会，图书阅览，后两种是室内活动，军警不来找麻烦，可相安无事。只有歌咏队是街头活动，易与军警产生矛盾。宣传抗日是爱国活动，不应禁止，于是厂里规定每周二、六晚上为活动时间，届时我就亲自前往做疏导工作，真诚地和工人交朋友。
工作中，我得知主持这项活动的主要负责人是技术员黄伯涛，他毕业于湖南大学，为人热情坦直。另一位是工人刘宗灵，四川人，初中生，技工。读书会、图书阅览，每天晚上都有活动，因此在那段时间，我就很少在晚10点以前回家。读书会和图书阅览都在同一个地方，是借用的两间临街店堂，因此，行人可以随意进出，但仍能保持安静。图书室内有个小小的藏书室，由一位老工人负责管理，里边都存放着什么书我不曾知道，那是“外人不得入内”的地方，我也得遵守此规定。为了丰富工人们的业余活动，我倡议责成黄伯涛筹建起灯光篮球场，室内乒乓球，克郎球和棋类室。由此厂内业余活动多了，我们和工人们的感情更为融洽，自然对生产也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不久兵工署又把一个新收购的地方小兵工厂合并到轻机枪厂，我们只把它的设备和技术职工接收过来，其他人员遣散了，杂物处理掉了。当时四川有帮会组织，有些工人入了帮会，免不了就把帮会的关系带入他们所在单位。为了防止这种陋习流入我们厂，我在接管这些厂不久，就组办了工厂职工联谊会、技术交流会等活动，它促进了全体职工的友谊。活动中，竟把技术交流会办成了较有水平的技术攻关会，解决了不少生产上遇到的难题。
轻机枪厂在国府路，与国民政府在一条街上，相隔很近，我们厂经常试枪打靶，因而干扰了蒋介石的休息，为此我这无名小卒也时常被召入国府问话，从而认识了国府侍从室主任俞济时。不知出于何故，他对我很友善，以后很久未再找麻烦。有人误传说俞济时是我本家哥哥，理由是两人的名字中间那个字偏旁都有三点水，着实可笑。
在轻机枪厂由于我们自己不单独办理采购物资，财务方面只有向总厂领发职工工资一项任务，而管理工资的人员又是总厂派来的，因此在整顿轻机枪厂厂风里，就没有经济问题，基本上都是生活和工作方面的问题。这种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必须分清轻重缓急，循序渐进。二十一厂的厂训是：“公正廉洁、勤俭求和、亲爱精诚，忠实职务。”这个厂训，不是说着给人们听的，是切切实实抓实干的，凡出现违反者，不管是谁，都立即纠正，绝不宽容。厂办小学校校长贾谊夫是厂长的知心好友，他在二十一厂主办小学校，又兼管工人食堂，为改善工厂职工及家属的生活，他还自告奋勇地办了个半机械化养猪场，功劳很大，很受全厂职工尊敬。一次贾校长在中午开饭时，与一位工人发生口角，一时情急，打了这个工人。李承干厂长知道后就立即亲笔写了一个字条，要求贾校长向被打的工人道歉，否则就与他断交。50多岁的贾校长拿着李厂长的手条，在食堂当着上百工人的面宣读，而后诚恳地向被打的工人三鞠躬，此刻那被打的工人抱着他的校长痛哭失声(那工人是校长的学生)。当时正在吃饭的工人们不约而同地放下饭碗，静静地注视着这感人的场面，片刻间大家敲起饭碗，为双方的真诚和解欢呼，十分感人。那位被打的工人，就是以后牺牲在渣滓洞的烈士余祖胜的哥哥余祖德，李厂长写的那个手条一直保存在余祖德的手中，此事解放后在二十一厂传为佳话，余祖德把他临摹的一份李厂长手条，送给我作为纪念。
整顿轻机枪厂厂风后，一些有吸毒嗜好的和曾偷过机枪零件、车间工具的员工都悄悄离去。我们又及时调整了各级的领导，基本没有向总厂要人，都是就地择优选用，深受大家欢迎。到1940年新枪捷克式机枪试制成功，兵工署特选出六枝枪，送往瑞士参加国际比赛和展览。
就在一切工作基本就绪之时，轻机枪厂主厂房遭日军炸弹碎片破坏，幸未伤及人员设备。为了安全，总厂接兵工署指示，决定将轻机枪厂、迫击炮厂、工具厂迁往铜罐驿，派我负总责，任铜罐驿办事处处长(未叫分厂，实际是分厂，共1200余名职工)。这三个厂的设备也是二十一厂的精华设备，从而得以保存下来，直到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