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美玲
乘着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和孙中山诞辰145周年纪念的东风，孙中山无疑是今年大银幕上的焦点。孙中山跌宕起伏的革命人生、全球范围内颠沛流离等，这些都是吸引编剧的叙事要素。纵观近些年关于孙中山的影片，虽然层出不穷，但塑造经典形象的影片仍然阙如。
从神化到人格化的形象演变
1986年丁荫楠执导的《孙中山》，通过拼接宏大历史事件的片段，表现了一位不屈不挠、血气方刚的革命英雄。当革命同志在奔赴起义前内心动摇时，孙中山说：“我就是为了这个新的国家而诞生的。”片中孙中山犹如给黑暗的半殖民半封建旧中国带来光明的普罗米修斯。影片突破之处在于，试图通过营造影视意象，作为影片的一条潜在线索，传达英雄的悲剧情绪，但没有突破扁形、刻板的革命英雄的形象塑造。如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满地的礼花红絮，喻示缺乏经济支撑和社会基础的共和革命难以成功的命运。
直到新世纪前后，关于孙中山的影片开始突破个人英雄主义的框架，除了表现政治漩涡里的革命者，还展现日常生活中的孙中山，把孙中山的个人生活纳入影片，多视角地丰富孙中山的形象。
一些影片开始打“情感牌”。如2007年香港导演赵崇基导演的《夜·明》没有血腥的起义场面，而只有在庇能为革命筹款的孙中山，只有他与红颜知己陈粹芬的革命爱情故事，表现了一位对爱人、对华工和对祖国充满仁爱的革命者形象。可惜，由于这段银幕罕见的革命爱情故事没有脱离伟大男人背后有平凡女人默默牺牲的叙事窠臼，影片中另一对恋人的爱情故事，抢走了孙中山爱情故事的风光。不过，一些人认为这是影视作品里最有血有肉的孙中山。又如今年上映不久的《第一大总统》，用浪漫唯美的影视效果渲染了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爱情。感情戏并不能湮没孙中山的伟大，能把“神”还原为“人”，拉近观众与伟人的心理距离，但是如果仅用泛情化策略满足观众世俗化的需求，影片难以成为经典。
一些影片开始挖掘孙中山的生活细节，展现孙中山的性格特征。如1997年《宋家王朝》透过宋庆龄的视点，让一位形象伟岸又容易激动的革命领袖呼之欲出。又如今年的献礼片《第一大总统》通过孙中山当着宋霭龄大谈铁路计划，面对宋霭龄质问“钱在哪里”，孙中山只能无奈沉默。这一段确实能表现孙中山性格中乌托邦主义的一面。但是总体而言，性格方面的展现还难以达到人性深处的层面。
福斯特《小说面面观》一书中说：“（小说中）每个人都有类似于历史和小说的两个面。在某个人身上能观察到的——外在活动以及从这种活动推论出的精神状态——均属于历史范畴；而另一面（即浪漫或神秘一面）则包括‘纯粹之热情……’而要表达人类天性的这一面正是小说的主要作用之一。”电影同样如此，展现史书中缺失的人性深处才是电影的工作。米洛斯·福尔曼的《莫扎特传》不局限于满足人们对于莫扎特的爱情的好奇，也不局限于表现放荡不羁而天真的个性特征，而更着重于用人性的角度阐释莫扎特的悲剧人生，从而让莫扎特形象深入人心。因此，仅仅用历史教科书上的结论图解孙中山的悲剧性，这是远远不够的，历史和人性互动的复杂性仍有待探索。
内地与香港导演的不同演绎
不论是内地导演，还是香港导演，影片中的孙中山都离不开爱国主义者和革命先行者的形象定位，难以离开主旋律电影的宣传任务。主旋律电影试图通过给观众营造身如其境的历史在场感，引发观众对于伟人精神的情感认同，从而把历史书写巧妙转化为对政治意识形态或主流价值建构的支撑与传承。当下审美期待已经厌倦了倾向于宣传的影片，而更期待通过影片实现审美愉悦或情绪净化。
在内地，一部主旋律电影问世后，关于影片中历史真实与艺术创造间的张力表现，一直处于评论潮的浪尖。相比香港导演，内地导演更多表现出对于历史真实的恪守。丁荫楠曾说：我一直不敢用我的想象替孙中山去想。新世纪成名的导演在基本遵循史实的基础上，开始进行艺术虚构。如今年的献礼片《辛亥革命》虚构了孙中山的红颜知己唐曼柔，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增添一缕柔情，可惜的是，这并没有为孙中山的形象塑造添彩。但总体而言，影片没有突破传统纪实性历史影片的窠臼，难逃票房遭遇滑铁卢的命运，据称票房仅达到预期的一半。
而相比之下，香港导演的艺术创作空间更大些。如陈可辛导演的《十月围城》虚构了一批互不相识的人为了保护从未谋面的孙中山而牺牲的故事。而事实上，尽管孙中山经历过享誉国际的“伦敦遇难记”，但几乎没有直接遭遇过清军的追杀。但这并不妨碍一位革命精神领袖的塑造。
此外，主旋律电影虽然表现的是历史，但成功的关键在于，传达的意识形态能否得到大众认同。《第一大总统》试图通过青年演员吸引更多年轻观众，但把孙中山当作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宣扬“爱祖国，爱人民”，宣扬“我们的朋友是苏俄和中国共产党”，这种简单直率的方式自然难以实现预期效果。
相比内地导演，香港导演并没有被主旋律电影定位而束缚，而是尽量放大影片的商业诉求。如《十月围城》与其说是在主旋律电影中添加类型片因素，不如说是把类型片放置于主旋律影片的框架中，影片融合了观众喜闻乐见的爱情戏、武打戏等叙事元素，反而强化了观众对于革命牺牲的感动。虽然《十月围城》凸显的是世俗化的革命动机，并非理性的革命启蒙，传达的是鲁迅所反对的盲目惨烈的流血牺牲，却让观众在影院里完成了一次关于信仰的情感洗礼。
去简单地连缀历史事件的方法，简单地让人物站出来传达意识形态的手段，已经难以满足观众需求。电影并非严肃的历史，而是一门诉诸视觉和情感的艺术。如何把主流价值用影像表达的形式包装，得到观众信服和认同，这个问题摆在每一位关心中国主旋律电影发展的人的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