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的东风，第八次中国作家代表大会正在北京举行。五年一次的盛会，群贤毕至，文采风流。为庆祝作代会的召开，我们特约请几位作家代表，抒发感受，畅谈愿望。感谢他们的热情，也希望读者垂注。
——编者
亲历了七次作代会
袁 鹰
1953年9月，我作为记者第一次列席参加作代会，此后，作为代表参加了历次作代会。今年是“第八次作代会”。此次参会，距离第一次参加作代会已经58年了。心潮起伏，百感交集。首先想到的，就是很多前辈、同辈，甚至比我年轻的先后都走了。
上世纪50年代，许多作家来北京开会虽然都很兴奋，实际上心情却比较压抑。50年代初，就开始遇到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作代会”后一年，就遇到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紧接着就是大规模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接着又是全国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对作家的影响很大。很多作家已经被戴上“帽子”，不知道到哪里“劳动”了。1959年到1964年，曾为知识分子“摘帽”，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979年第三届作代会，是在隔了20多年之后召开的。经过十年浩劫，有些人早已经不在了。不少老作家，都是以伤残之身赴会，比如夏衍同志，就是拄着拐棍来的。“文革”结束，平反冤假错案，很多作家终于又能拿起笔写作，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祝词，对作家队伍作高度热情的评价。他希望文艺工作者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他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些话引起全场热烈鼓掌。与会代表听了，都有又一次翻身解放的感觉。
但是，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得太久，不可能因为领导人的一次讲话就彻底放开手脚。特别是一些主管思想文化工作的负责人，积重难返。因为一首歌、一部电影就被戴帽子的事情还时有发生。某些领导不“横”加干涉，却会“竖”加干涉，而且振振有词。不时会有一些作品引起一些风波和非议。作家们从桎梏中刚刚解放出来，还有“下笔如有绳”的感觉。
1984年12月第四次作代会，作家们印象比较深刻。会议是在摒弃“左”的干扰，进一步解放思想、倡导创作自由，真正贯彻“双百”方针的气氛中举行的。党中央领导胡耀邦、万里、习仲勋、胡启立等同志出席了开幕式。胡启立代表中央书记处致贺词，热情洋溢地称赞“我们的作家队伍是一支好队伍，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他恳切地谈到党对文艺的领导存在一些缺点，指出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劳动，强调要尊重作家的创作自由。在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失误和问题，只要不违反法律，都只能经过文艺批评、讨论和争论来解决。
那次作代会开得比较欢畅。会议闭幕时，《人民日报》刊登了闭幕消息和新选出的理事会名单，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个名单是按得票多少为序而不是按姓氏笔划为序。报社领导和作协领导都同意这样安排。当天上午，报纸送到京西宾馆，在代表们中引起不小的轰动，因为已经很少见到这样地公布选举结果了。我在会场上、走廊上和饭厅里遇到不少熟识的代表，都笑逐颜开地称赞报纸做得对。广东老作家陈残云说：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却有突破陈规的意义，更重要的是真实地反映了文学界大多数人的民心民意。上海老诗人辛笛说：“这才有点民主的味道。”按得票多少排列当选人次序，本是最正常的事，属于最起码的民主常识和民主权利。党的“七大”、“八大”公布当选的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都是“按得票多少为序，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画为序”。不知什么时候起改变了，人们头脑中旧观念、旧意识根深蒂固，要做这么一点小小的改革，也并不容易。
1996年、2001年、2006年的三次作代会，都是五年一届如期举行的。与前几次作代会相比，这几次作代会上，新面孔越来越多。新陈代谢是自然的，新人辈出，更是可喜的现象。这一次“八代会”必然也会出现新面孔，他们代表着文坛的新军，预示着无限生机，我作为一名老兵，满眼春光，更充满了欣喜。
在这次盛会召开之际，我特别怀念许多已远行的前辈。他们对社会主义文学的丰功伟绩，都已载入史册，就说他们对《人民日报》的支持，对我个人的教诲和帮助，也是终身难忘的。老一辈作家们都有很强烈的“党报观念”，对报纸几乎有求必应。郭沫若、茅盾、冰心、巴金、艾青、严文井、刘白羽等前辈作家对报纸的热情支持，我们一些老编辑都记忆犹新。像郭老，编辑部向他约稿，上午打电话，下午稿子就拿回来了。老舍先生的稿子都是用毛笔写的，他只有一个要求：不能改。他的语言讲究，稿子也不用我们改。1958年“大跃进”年代，有一次副刊要出一期表扬幼儿园老师的版面，约请作曲家瞿希贤同志写一首歌曲，第二天就得见报。下午快下班时，她打电话过来说写好了，立刻去取也来不及了，只好在电话里传来，她在电话里一句一句唱，我们的编辑一句一句记下来，校正后立即发稿。
面对文坛呈现一片繁荣的同时，我也有一些杞忧，就是有些作家的作品与读者距离远了。在思想上、感情上已经和老百姓疏远了，作家离开了老百姓，光彩就暗淡了。我很希望年轻的作家不要太满足于早早成名，要真正沉下心来，真正接触老百姓，反映他们的希望、要求和苦闷。不要眼睛只看到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开个研讨会，听赞美歌，签名售书，拥有一批“粉丝”，这些东西容易吸引人，但也容易害人。听说现在每年出版一两千部长篇小说，不知道真正为老百姓喜爱、真正留下来的能有几部？这个时代太容易出名，太容易浮躁。像赵树理、柳青、孙犁那样沉入基层，低调生活的作家已经不多了。诱惑太多，不容易守住自己清静纯洁的灵魂。
开大会怀小愿望
蒋子龙
又一届作家大会开幕了，热闹、隆重，一道道程序，一条条章程，一个个讲话……即便不到北京来，通过发达的现代媒体也能详细了解大会的精神。作为普通与会者，除去感受大会的氛围，还有一个小愿望：想见一个人，想讨论一个问题。
先说想见的这个人。他有点像文坛隐身人，几乎看不到他参与文坛的任何活动，今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唯一的一部重头大戏《辛亥革命》，就是他的作品，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完后好评如潮，八套又重播。而且他已经名副其实的“著作等身”了，他出版了46部长篇著作，每部都是一块大砖头，不是普通的砖，是类似长城砖那么大、那么厚：《李大钊》72万字，《辛亥革命》50万字，《蒋介石和他的密友与政敌》共六部300余万字，《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长征》73万字……总计2000余万字。另外还创作了18部电影和长篇电视连续剧，也有近千万字。
年过八旬的党史专家逄先知多次在公开场合深有感触地说：“论及20世纪以来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他掌握的史料恐怕不比我们少！”他有超常的记忆力和历史驾驭能力，其视野能超越他笔下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他为了写《张学良》，在占有了全部文档材料后，又到夏威夷跟张学良谈了六天。在创作《解放大西南》时，首次揭示“解放军追剿胡宗南集团的进军路线，竟然与当年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的路线完全相同”，结局却大相径庭，历史的重复和颠倒，像一个残酷的玩笑。在他之前，所有党史材料及年谱上，都记载1939年5月日本大轰炸时，周恩来不在重庆。他在写作《周恩来在重庆》时却公布了当时周不仅在重庆、还从被炸的医院中救出国民党联络代表张冲的证据，匡正了史料的缺漏。时间才过去六七十年，许多当事人还在，对待像周恩来这样的人物尚且有这么大的疏漏，更遑论对其他人了……
还有孙中山与黄兴的关系、毛泽东与许世友在延安时期的纠结、周恩来在上海领导特科的惊险经历等等写作上的难点，或事实如谜，或过于敏感，令史家或作家头痛，躲之唯恐不及。他却“艺高人胆大”，不仅迎“难”而上，且处理得令人拍案叫绝。于是他的《长征》，被评为“写出了人类精神史上的绝唱”；目前影视作品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文化人格”，也应该承认跟他的塑造有很大关系；他的作品被评为“标领我国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潮流的史诗性作品，海内少有人能匹。”这个人是谁？
——王朝柱。我的沧州老乡，只比我大几个月。30多年前，在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人冯牧亲自主持他的作品讨论会上认识了他，以后再见他就难了，只听说他一直躲在香山脚下的一个地方写东西。
他的来头也有趣。在老家有个天主教堂，里面有钢琴、管风琴，柱子经常跑进去乱摸，但摸什么像什么，演奏师惊异，不驱赶他反称赞他有超常的音乐天赋。在他七八岁时由哑巴哥哥背着投奔了八路军。没人知道、或许连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学会吹笛子的，便留在文工团的乐队里当伴奏员。解放后他仍不够参军年龄，只好又把他送回家乡。10岁时，《音乐创作》的创刊号上发表他创作的第一首歌曲。后来听说中央音乐学院招生，他考上了作曲系，带上一面口袋馒头开始了大学生活。有天在宿舍里正啃着长了毛的凉馒头，被院长赵沨看见，收走了他长毛的馒头，批给他15斤粮票15元钱……
1965年王朝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学院想留下他，或者给院长当秘书，或者留校任教，他却一门心思想下去写出好歌。就在这时候“文革”开始了，他被打成反革命，到天津咸水沽劳改。他在绝境中开始大量读哲学、读历史……或许这六年劳改对他也是一种成全。落实政策后为歌剧谱过曲，创作了也曾轰动一时的大型话剧《淮海战役》。许多年过去了，我仍对他充满好奇，在所谓文学被边缘化了的今天，为什么还能形成“柱子现象”？文坛又怎样评价这个现象？
再说我的第二个小愿望。作家相聚除去听文件，总也要谈点跟写作有关的话题吧？于是我想借这个机会跟文坛高人请教什么叫“精品”？尽管这是一个被人说滥了的词汇。我曾参加过一个重要的文学活动，请著名播音员曹灿朗读现代长篇小说片断，加上朗读者熟练而优美的语调及表情，仍不能抓住听众，有些片断干脆不知所云。我反问自己，莫非当代长篇小说经不住朗读？或许这就是当代文学跟经典的差异？曹灿本人似乎就在电台播讲过《三国演义》、《水浒》，每次也不过就是一个片断，古代经典作品似乎可任你随便选、随便读，几分钟就能把人吸引住，一个细节、一个人物或一个思想……
当然，现在不是经典时代。从上到下异口同声、反复强调的是出“精品”。然而这个口号呼喊了若干年，可曾出过一部“精品文学作品”？如果有，是什么？推崇了这么多年倘若还不见“精品”的踪影，那又是为什么？我的理解，精品是“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太短”，如鞍山玉佛，雕成之后再动一点就毁了。而文学作品见仁见智，怎么可能“加一字太长，减一字太短”？《红楼梦》是经典，但不是“精品”。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为之续写，并随意安排大观园的结局。这也正是经典的强大之处。经典是经得住改编的，中国的所有戏剧门类都从四部古典名著中吸收了无尽的营养，仅京剧就有200多部“三国戏”。经典同样也经得住糟踏，无论现代影视作品怎么随心所欲地改编和解读，都伤害不了经典，并让他们照样能大赚其钱。
相信大会一定会圆满成功的,对我来说倘若王朝柱能现身，跟评论家一起讨论一番关于“精品”的问题，那就更圆满了。当然我还知道，大会不负责解决个人的小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