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全国文代会作代会 代表把脉中国当代文学四大症状
“三十年来，中国一直没有出现史诗巨作。”本届全国作代会期间，著名作家莫言这样对本报记者说，“中国当代文学还没有把热火朝天的生活高度概括地表现出来。”
然而，随着时代的跨越，“乡土文学”虽然仍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却开始逐渐向都市文学延伸；“现实主义”虽然仍是作家创作的主潮，却也被诟病滞后于现实；“史诗巨作”虽然备受时代期待，却已然不是判断文学作品优劣的唯一标准。本届作代会上，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三十年迄今出现的问题，国内多位一线作家与评论家向本报记者交出了“诊断报告”。
症状一：
现实主义滞后于现实真相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三十年以来，“现实主义”仍然是创作的主潮，但随着文学的发展，现实主义的定义也越来越开放。文艺评论家贺绍俊举例说，比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整体上虽是现实主义作品，但开始具有更多现代派的形式；又比如莫言最具革命性的作品《檀香刑》，在既兼顾现实主义的同时，又带有浪漫主义色彩。“这些融合都是时代变迁带来的好现象，这些作品也体现出很好的现代性；但很遗憾的是，其它大部分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在面对现实的时候还是呈现出滞后性。”
对此，报告文学作家李鸣生毫不忌讳地说，现实主义文学的问题不在于“滞后”，而在于“缺乏真实性”。“就连报告文学都是半真半假的。”李鸣生先拿自己所在的领域“开刀”，“当然，文学创作是高于生活的，它可以对生活进行艺术加工，但对于生活‘真相’的加工是作家良心底线所不允许的，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捍卫和传递真理。”
李鸣生认为，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作家的人格在退化，思想力十分苍白，“这大概是鲁迅依然活在我们心中的原因”。
症状二：
带着组织性和目的性的胎记
文艺理论研究专家吴元迈认为，相较上世纪初的文坛百家争鸣而言，当代世界文坛没有出现一个出头人物。中国也是如此。贺绍俊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特点“组织性和目的性”所导致的。
“我不反对领导部门推广文学创作，但精品力作不是抓出来的，它构不成文学真正繁荣的核心因素，而且一旦走到极端反而可能阻碍文学的发展。”贺绍俊说，这当中存在一种抗衡，组织性和目的性一方面会给作家带来资金并创造条件，但另一方面可能会伤害文学的自由精神和独立品格，“这对于作家的智慧是一种考验。”
症状三：
盲目追求“黄钟大吕”
文艺评论家白烨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还未能出现与之相匹配的作品，原因之一是我们对于“巨作”的定义尚且不够明朗，当下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对它进行再阐释，“我个人认为，想要讲述历史与时代，题材肯定要相对宏大一些，个人叙事完不成这种使命。”
对此，贺绍俊则认为，其实并非一定要反映改革三十年本身才算与时代同步，有的作品也许只书写一个人的命运起伏，但从中却看到他精神变化的深刻性。“一说到巨作，人人都联想到‘大部头’，遣词造句也是越大越好，但这种‘大’的传统观念未必适用于所有情况。”
症状四：
文学也有“城乡接合部”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讲述城市故事的文学作品日渐增多，这让中国作家曾经最擅长的乡土文学变得不再纯粹。然而这一改变也谈不上构建了纯粹的都市文学，反而呈现出一种尴尬的“城乡接合部”状态。
白烨认为，都市文学在中国暂时还构不成一个文学现象，因为真正的都市社会尚未形成。贺绍俊说，中国都市文学发展未能成型，首先跟都市文化积累不够有关。“由于乡土文化的传统，中国作家在书写都市的时候都是站在乡村的立场写的。并不是说我们要抛弃优秀的乡土文学传统于不顾，而是同时也要开始学会站在都市的立场来认识和批判都市。”
对于这种文学的“城乡接合部”现象，胡平认为，都市文学最容易写得轻飘，因为里面最缺乏爱。“传统作家写农村题材，总带着对乡土的眷恋，里面虽然也有批判，但必定以爱作为背景。都市题材则不然，里面全是漂泊不知去向的人，充满了对城市的批判与冷嘲热讽，而缺乏与之相对的理想、激情与信仰。这样的写作，永远没有办法与乡土题材相提并论。″胡平认为，如果一定要发展都市文学，起码语言方面要显示出经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人思想的睿智，而这也是我们阅读西方小说时觉得台词足够玩味儿的原因。
深圳特区报记者 孟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