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本报记者 曹静 刘璐
全国文代会、作代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如何加强对文学创作的引导，多出精品力作、多出名家大家，是会上代表们热议的话题。
日前，《解放周末》独家专访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刘醒龙，谈创作之路，谈文学理念。他坦言：如果没有一颗贴近生活、贴近泥土的“心”，就无法明晰文学创作的出路。
■我曾经被人嘲笑为“坐家”
解放周末：获得茅盾文学奖后，您成了媒体追逐的焦点人物之一，最近被问到最多的恐怕就是获奖感想吧？
刘醒龙：确实，有一段时间表示祝贺、要求采访的电话都打爆了。这个奖毕竟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个莫大荣誉。将它授予在文学路上走了很久、走了很远的一个中年男人，我觉得说“感谢”、“感激”、“感动”，都不为过。
解放周末：这个奖项代表了对一个文学创作者的肯定。在这个时刻，回想自己文学路上走来的一步步，是否别有感慨？
刘醒龙：如果时间往前推30年，我绝对不会想到自己这辈子会以写作为生。我并不是一个写作天赋很高的人，刚开始写小说时，手稿都被退回来了，经常被人嘲笑。当时我在湖北英山县阀门厂当车工，每次投稿一退到收发室，二百来号人的小厂里，很快就人人皆知，许多人经常笑话我是“坐家”。因为别人下班后到处玩乐，只有我一个人待在宿舍里“写东西”。
解放周末：几乎每一个成名作家都经历过退稿的打击，是什么支撑您坚持了下来？
刘醒龙：那时我是典型的文学青年，什么都写，有梦想，也单纯。退稿退到我都麻木了，但我没有不惜一切代价地求发表。当时，我有一篇小说寄给一家杂志，他们认为基础很好，但希望改一改，列出了四条意见。我就给他们回信，同意修改其中的一条，不同意修改另外三条。结果他们就请我把小说“另处”了。几年之后的1984年，我才在《安徽文学》发表处女作。
解放周末：虽然初出茅庐，您对自己的创作还是很坚持的。
刘醒龙：我们黄冈人以黄侃、闻一多、胡风为典型，都是一根筋，明明知道转个弯就会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在那里，就是不肯也不会转弯。但我到现在也还是认为，过早地发表作品、过早地成名，对作家来说并不是好事。只有不断摸索、前进，才能不断自我提升，达到一定水准了，运气也就说来就来。
■《一碗油盐饭》让我感动得泪流满面
解放周末：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坛，先是先锋文学、实验主义热闹一时，后来王朔风头十足，现实主义写作似乎比较沉寂。
刘醒龙：我倒是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其实一直是处于主流状态的。因为现实主义关注生存的当下，更符合时代的精神和需要，更能赢得人们的共鸣。在读者中，现实主义受到的关注远远大于所谓先锋和实验主义，后者只是在学界回响较大，评论界对这种新生的、当时不被普遍接受的写作倾向似乎更同情、更鼓励。
其实，我在写作最初，对艺术和人生也处在一种探索状态。当时写“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完全靠想象力支撑着，也被称为湖北最早的先锋派。但写到后来我就陷入了迷惘，不明白写作究竟是怎么回事，不明白写下去的意义何在，直到我发现了现实的魅力。
解放周末：是怎样的契机改变了您的写作道路？
刘醒龙：大约是1989年夏天，在红安县召开的一个创作会议上，省群众艺术馆的一位老师讲到一首小诗 《一碗油盐饭》：“前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有一碗油盐饭/昨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没有一碗油盐饭/今天我放学回家／炒了一碗油盐饭/放在妈妈的坟前”。当时的我，被感动得泪流满面。我发现，艺术原来就是用最简单的形式、最平实的语言，给人以最强烈的震撼和最深刻的启示。随后，我开始了以《威风凛凛》为自我标志的现实主义写作。
解放周末：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文坛出现了一股“现实主义冲击波”。您的中篇小说《分享艰难》、《大树还小》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刘醒龙：这几篇作品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和批评。一方面人们对现实主义创作要求更严格，不仅仅在艺术上有一定标准，而且还要承担一定社会责任，作家的压力更大。另一方面，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厄与阵痛。而对改革充满了理想和憧憬的善良的人们，对改革之痛并未做好心理准备。《分享艰难》等作品表达了我的焦虑和思考：作为社会人的我们，在分享改革带来的成果的时候，无法回避对改革过程中伴生的艰难的分享，但却遭到一些误读，引起了争议。直到多年后，一些批评家才承认在这件事上犯了盲人摸象的错误。
解放周末：从这一角度来看，小说所遭受到的误读和争议，也是一种“分享艰难”——通过文学创作，分享了社会改革调整转型的艰难，分享了人们思维观念转变的艰难。而这也正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
刘醒龙：确实如此。
■用笔来感恩，这是一种起码的态度
解放周末：1992年，您以《凤凰琴》一举成名，小说中的民办教师感动了许多人。您当时是怎么想到将目光投向这个群体的？
刘醒龙：民办教师可以说是一个最不起眼、最卑微的群体，但他们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乡村社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我太感同身受了。
在我求学时，老师中就有民办教师；我的中学同学中，有三分之一成了民办教师。这个群体在当时是一个日常存在，当历史行进到今天，回头去看，我们才发现这些日常存在的普通人对社会进步起到多么大的作用。
当初写《凤凰琴》，我主要出于一种感动。在我离开待了十年的工厂，到县文化部门工作的最初两年，总看到一个瘦弱男人挑着箩筐在街上捡垃圾。他虽然衣服破旧，但穿得整整齐齐，草帽压得很低，看不见脸。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是邻村的小学民办老师，因为政策原因被清退了。他教了20多年书，已经干不了体力活，但又有一家老小要养，没办法只能捡破烂，怕被学生看见，才用草帽遮挡脸。这位民办教师的形象和命运在我心里压了很多年，憋得难受。虽然小说里没有写到这个故事，但这成了我写作《凤凰琴》的一种心灵准备。
解放周末：时隔17年后，您怎么会再次想起续写民办教师们的生存情状？
刘醒龙：《凤凰琴》发表后，有很多读者提出希望能写续篇，但我没有写。这并不等于说我不想写，而是觉得没有做好准备。17年时间，我慢慢成长、成熟，也让我从选择表现民办教师的艰难和躁动，转向了关注、思考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本质。
解放周末：写《凤凰琴》出于一种感动，而您说，写《天行者》完完全全处在一种感恩的状态。
刘醒龙：这个时代太容易遗忘了。好像不丢掉历史，就没有未来。其实正好相反，没有历史就没有未来。我觉得，对于为中国当代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默默无闻的贡献的乡村知识分子，历史是欠他们的。而我们不能欠，不能遗忘。所以我用笔来写他们，让后人铭记他们的存在，我觉得这是一种起码的态度。
■文学的第一要旨，是表现民族精神与灵魂
解放周末：在《天行者》扉页上，您写道：“献给二十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怎样的人是您心目中的“民间英雄”？
刘醒龙：小说中，我写民办教师们所经历的三次转正，一次比一次荒诞，一次比一次疼痛。但这些可敬可爱的人们，在关键时刻总是表现出大爱和大善，在最卑微时展现出生命的伟大意义。
现在社会进步发展很快，人们往往只关注少数几个人，功绩都记在少数人的名下。其实，像民办教师这样作出巨大贡献的还有很多。前几天我从电台里听到，你们上海有一群城市听漏工，每到夜深人静时，就走上大街小巷，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通过一根简单的金属棒去聆听地下深处的自来水管是否漏水。社会生活中，有太多其他类型的乡村“民办教师”和城市“听漏工”，他们从事的工作微不足道，所作出的贡献也无法表述，无从计量，但这些人却是社会进步中真正的人民英雄。
解放日报：茅盾文学奖颁奖词高度评价《天行者》： “他的人物从来不曾被沉重的生活压倒，人性在艰难困窘中的升华，如平凡日子里诗意的琴音和笛声，见证着良知和道义在人心中的运行”。这是否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淋漓尽致地书写民间英雄、强有力地展现民族精神和人性力量，是文学作品震撼人心的最主要原因？
刘醒龙：文学的第一要旨是表现我们的民族精神与灵魂。我始终相信，一个泱泱大国，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它的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一定是靠着强大的精神力量延续下来的。但在我们的现当代文学中，这种表现非常不够。我们对自己的发现和了解是远远不够的。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确确实实写出了美国精神。而一说到中国精神，我们第一个想起的就是阿Q。对这种负面的国民性，当然需要反省，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绝不能把阿Q作为中国的国民形象，不能自己把自己妖魔化了。我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他们做的事情很多都让人感动，足以体现我们的民族之所以屹立于世的强大的精神支撑。中国文学或许该反思：我们是否展现了这种精神？我们是否对得起父老乡亲、对得起生我养我的土地？
■当天职被忽略、遗忘时，最终的受害者将是我们自己
解放周末：在《天行者》之前，您还曾耗费6年时间创作长篇小说《圣天门口》，这种态度在日益浮躁的当下是不多见的。
刘醒龙：6年时间其实仅仅是案头工作，一部作品的诞生，岂止是案头工作。我写《圣天门口》的这6年，几乎没出过门，敲坏了3台电脑。后来“复出”后，因为长时间不出门，脸色有些发白，加上剃了个平头，在火车站连续被警察拦了3次。他们要查我的身份证，我只好无奈地对警察说：“你看我像从监狱里出来的吧？ ”
解放周末：从某种意义上讲，写长篇也是一种自我囚禁。
刘醒龙：有位老作家说过一段话，我特别感同身受。他说，一部长篇写完，你从屋里走出来，一定会发现天特别的亮，白茫茫一片，恍如隔世。
刚开始写《圣天门口》时，我女儿刚出生，是什么都不懂的一堆肉团。慢慢地她会爬到我的电脑前问我这是什么字，再到后来，会一段段地念出来。等我把小说写完，女儿已经入幼儿园大班了。所以，我感觉这个作品是伴随女儿一起长大的。当我最后点击邮件上的“发送”的时候，鼠标迟迟点不下去，有一种非常舍不得的感觉。
当完成长篇的兴奋期过去之后，感觉到的就是极度的疲劳。那天我参加一个活动，突然就觉得难受、出虚汗，几乎要晕过去了。可见写长篇真的伤元气，心力交瘁。所以，我们有理由对写一些大部头作品的作家表示充分的敬意。不管怎样，他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去和魔鬼交换一部作品，来之不易。
解放周末：但随着进入泛经济时代，能甘守寂寞、用几年时间磨一部长篇的作家越来越少。文学创作似乎进入了“大跃进”，很多人两三年，甚至几个月就可以出一部“鸿篇巨制”。
刘醒龙：如果写作变成了一件很轻易的事，那么这种写作是可以遗忘的。每一次新的写作，都应该是对自己写作才华极限、对自己生命极限的一种挑战。也许又有人要说，这样是故意把自己搞得像 “天降大任于斯人”——他们可能觉得码码字不就赚几个钱嘛。那我觉得，这就真的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解放周末：您认为的作家之“道”是什么？
刘醒龙：作家当然也有很多种，有一些人满足娱乐需求、迎合大众口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定要有一批作家，他们的写作和他们的存在真正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灵魂高度。就像鲁迅的存在、曹雪芹的存在一样。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们，世界该怎么看待中国文化？我们总说，伟大的时代要出伟大的作品。时代的伟大是由历史作出评价的。对文学创作者来讲，当然应该努力尝试走向伟大，让自己的心胸更宽阔，思想更深邃。
解放周末：您多次强调，作家要牢记，在有限的天赋之上还有无限的天职。
刘醒龙：这种天职就是对历史、对现实的立场和作为。面对泥沙俱下的种种潮流，敢于激浪飞舟、砥柱中流是作家的天职。当天职被忽略、遗忘时，最终的受害者将是我们自己。当人们都盼望做赚钱好手时，那“不幸”成为作家的少数者，才是这个时代的最大荣幸。
■真正的“接地气”，是把乡土当作来源之根和最终归宿
解放周末：在接受“茅盾文学奖”、发表获奖感言时，您深情地提到了自己的老父亲，也感谢了自己的故乡。故乡和乡土对您意味着什么？
刘醒龙：我来自乡村，来自广袤的大别山区，自然而然地有一种深厚的乡土情结，我也特别乐意被称为乡土作家。
但我一直为自己惋惜，我无法像很多人那样，有一个固定的、可以触摸的故土。虽然我是在乡村长大的，但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我一岁多就离家了，随后差不多不到两年就搬一次家。别人谈到故土，会有自家的祖屋、门口的大树，甚至一头少年作伴的老水牛，但对我来说，这些全没有。我对于故乡的第一次感觉，直到三十多岁时才第一次随父亲回老家才有。当时老家的房子已经倒塌了，只有一片宅基地还被别人种着菜。
解放周末：这是否会影响您对乡土的感知和了解？
刘醒龙：谈到对乡村的了解，我的一些作家朋友肯定远远超过我。他们知道太多的乡村民情、乡村故事、乡村人物。但为什么他们不能写得生动？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知道的太多，反而不知取舍；我知道的少，但是我珍惜。换句话说，我是个“穷人”，我只有那么一丁点儿财富，如果不珍惜就一无所有了。所以我会宝贝它，尽可能地去珍惜它、爱护它、想象它。
解放周末：而心中的乡土也只有被珍惜了，才会在文学中焕发出光彩。
刘醒龙：是的。虽然我之后一直在城里工作，但是我的感情和记忆的大部分，都是关于乡土的。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来到城市，感受到的是一个化过妆的城市，一个并不真实的城市。而乡村对我来说是素面朝天的，你掩盖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它会在更广阔的天地袒露给你。
解放周末：只有熟悉的东西，才能写得鲜活生动。
刘醒龙：写作者的既有经验十分重要，我的写作当然也不是凭空而来的。就像《凤凰琴》中的升国旗细节，我见过很多乡村小学挂国旗的方法。开学时，搞一两棵树，用铁丝捆在一起，把旗子绑上去。我据此想象了一支笛子、一把凤凰琴、一群孩子参差不齐的国歌声中国旗慢慢升起的场面。很多人读了后表示，非常真实而且有震撼力。
解放周末：现在您长居城市，会为了文学创作特地去乡村采风，接回“地气”吗？
刘醒龙：也许体验、采风不失为一种方式方法，但我认为绝不可能成为一种常态。
真正的“接地气”，应该是把乡土当作自己一生的来源之根和最终归宿，是坚定那颗贴近泥土的“心”。你可以不给予它任何东西，但是你的心应该和它在同一位置。哪怕坐在五星级宾馆的旋转餐厅，也要想到你内心所记得的那个乡土。回到写作上，就应该是一种对乡土的感恩。没有乡土，哪来的我们当下的文化和当下种种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