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作家孔见驱车前往湖南汨罗八景乡，车过八景水库大坝，卸载石头的当地农民并无让路之意。孔见眼看天快黑了，正犯愁。一个干部模样的人问明来意，呵斥农民：“还不赶快让路，你们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他是来看‘韩爹’的。”
“韩爹”是当地农民对“隐居”于此的作家韩少功的敬称。
我的采访本上留过他两个地址：一个在海口，一个正是汨罗八景乡。11年前，韩少功卸去海南作协主席和《天涯》杂志社社长职务，与办好“内退”的妻子牵着家里的狮毛狗“三毛”，迁居至八景新建的二层红砖小楼，自此开始每年6个月的乡野生活。1980年代以来，在湖南和海南的三次挂职锻炼，并不能让在汨罗当过6年知青的韩少功满意：“身份是一堵墙，阻断了真正的人心交流。我愿意结交人，不愿意结交身份。”
当代中国文学在1990年代后期表现出严重的题材雷同，加之知青和挂职经历的刺激，以及对城市与日俱增的疏离感，韩少功开始“阶段性下乡”。2000年入住八景后，他每年4～10月在这里住上半年：每天早晨6点左右起床，喂猫，喂鸡，上午干些农活儿，午饭后上网，读英文版哲学名著、《四书集注》、《钱穆文集》和台湾版“现代佛学论著丛书”，通过网络和传真处理海南发来的公文，写作，去老乡家串门……
附近山上遍布梓树、杉树等，寓所被命名为“梓园”，韩少功在房子右侧和湖畔保留了一些梓树和樟树，还种了些毛竹和自己偏爱的树木；客厅的梓木沙发“连树皮都没有刨去”。天气晴好时，还可下水畅游一番。
蔬菜都是自己种的，韩少功经常穿着“解放鞋”、挑着粪桶去附近八景乡学校的厕所掏粪。有时，他会遇到另一位“抢粪”的老知青，对方在这里承包了几十亩菜地，他的粪桶比韩少功的还大两号。除虫不施农药，韩少功“戴着老花镜用手一只只捉拿下来”。2004年春夏，他家收了86.8公斤冬瓜，38.1公斤辣椒……韩家蔬菜年年丰收，吃不完的就做成袋装的干菜或腌菜，贴上电脑打印的商标和条形码，分送省城的朋友。
韩少功完全融入了当地生活，邻居们常来“韩爹”家串门，有供销社退休职工评论起中美撞机事件、台湾问题等头头是道；也有乡村“秀才”拿着古体诗作来切磋；还有邻居偶尔借用韩家冰箱存点鲜肉。“韩爹”力所能及地满足乡邻的合理求助，但有人非要借用他的“捷达”车时，他婉拒了，破例的情形是送危重病人上医院。
县里和乡上都很倚重这位名作家的影响力。有一年端午节，汨罗县举行祭祀屈原的大典，县上也请了韩少功，办公人员临时从照相馆给他找了套西装穿上。面对西装革履的台湾诗人余光中等嘉宾，浑身不自在的“韩爹”只能自我解嘲：“屈原是一老外吧？不然为什么大家都穿西装来见他？”
八景的鸡鸣狗吠，最终化为2006年那部有“中国版《瓦尔登湖》”之称的《山南水北》，可惜，陪伴了韩家七年的“三毛”没能等到这部随笔集的出版。
《山南水北》极易让我想起近年流行的“底层写作”，可韩少功告诉我：“一个好作家应该超越阶层身份局限，比如一个穷人作家，最好能体会上层人的苦恼，不能囿于阶级仇恨；一个小资或大富的作家，最好能关注下层人的艰辛，不能止于阶级傲慢。”
八景的乡居时光，激发和保持了韩少功对生活的新奇感，正是在这里，他发现：牵牛花对光亮最敏感，桂花最守团队纪律，只有月季花最娇生惯养，阴转藤自然是最缺德的了……
今年10月下旬，韩少功又回海口过冬了，58岁的他希望“60岁前至少还能写出一本有意义也有意思的书”。像一对候鸟一样，他们夫妇每年在海口和汨罗间飞去又飞回，“三毛”的遗照挂在两处寓所的墙上，它让韩少功备感安稳：“我将来到另一个世界去的时候，这家伙也会摇着尾巴，直愣愣地认出我，在那个世界的门口迎接我，结束我们短暂的分手吧。”张彦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