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隆：我对这些抗联老人怀有一种深情
月亮柔和的光透过密密匝匝的树叶，斑驳地洒在小镇路上，杂乱稚嫩的声音由远及近，几个小男孩在议论着刚刚看完的电影，争论一个八路军到底消灭了多少个日本鬼子。其中就有张正隆。这是他的儿童时代，他和小伙伴们一样，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都爱看打仗的，他们觉得战争“挺好玩”，打起仗来倒下的都是日本鬼子、国民党，八路军、解放军很少牺牲，有时牺牲前还要喊几句口号。
多少年之后，假若不当军人，假若不是因为写作走进那段历史，也许张正隆永远都不会有现在的认识和结论，也不会有现在这种沉重和使命。写东北抗联，他断断续续用了20年的时间，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他做的是抢救性的工作。因为有些事情不做，他觉得自己会死不瞑目。有时他甚至想，假若有一天去了谁都得去的那个地方，他会在墓碑上挂个“请勿打扰”。
拿破仑有一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张正隆说：“我大概不是好士兵，但我想努力成为好作家。”
读书报：当年长篇报告文学《雪白血红》出版之后，您沉寂了20年。我想很多读者会和我一样关心：这20年中您都做了些什么？
张正隆：一直在写，很多是“遵命文学”。退休了，写作比较自由一些，想写什么可以自己决定。今年出版三部作品，《雪冷血热》(上、下)、《一将难求》(上、下)和《英雄城》。写作《一将难求》是突然冒出的念头。我从1987年开始采访东北野战军，很多作品中也都写到一些名将，《一将难求》是写十几位将军在战争年代指挥的一系列出色的战斗、战役。比如辽沈战役下面有一些战役，我写了在这些战役中起重要作用的名将，写他们如何指挥战斗。比如说四野南下时，丁盛指挥135师在衡宝战役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过去的一些作品也写了这些将军，只是一个点，《一将难求》把能表现他们名将风采的战斗、战役故事都写了。——我以为名将标准不是依据职务多高，而是提到这个将军的名字，就能让人联想到他指挥的一些出色的战斗、战役。这当然是我的个人观点，一家之言。
读书报：为什么会“灵机一动”想到写《一将难求》呢？
张正隆：采访时有些扣子解不开。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大都有很高的觉悟，他们可以在社会上谋得一个比较体面的工作。而我笔下的许多名将，当初参军是为了填饱肚子，却有那么出色的军事技艺，打败了黄埔毕业的国民党名将，朝鲜战争中又打败了西点军校出身的美国将军。我有点解不开这扣子，这是写作的动力之一。
读书报：写完之后，这扣子解开了吧？
张正隆：我觉得人来到世界上该干啥就是干啥的，他们就是来当将军的。每个人都是时代造就的，人的成才有方向性，一个计算机天才让他去搞房地产，可能一事无成。这些放牛娃赶上战争年代，就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了，要不没法解释他们对战争的悟性——有些人甚至没打过败仗。我曾经为韩先楚写了本30多万字的传记《战将》。我采访时说如果他打过败仗，我也要写一写。一采访，找不出来他指挥过的哪个战斗、战役打败了。其实他只读过半年书，小时候是大别山里的放牛娃。特定的战乱年代给这些人提供了历史舞台，先天对战争的悟性和后天的经验积累，一帮子大老粗把出身于西点军校和黄埔军校的人打败了，这是特定的历史阶段的一种将帅现象。
读书报：优秀的报告文学是“走”出来的。十几年，您遍访大半个中国，采访到了几百名前辈军人和普通百姓的切实感受——他们对战争刻骨铭心的记忆，保证了写作的客观真实与细节的充沛丰盈。能说说一些采访过程中的细节吗？
张正隆：写报告文学需要到处跑，脚不到不行。东北抗联活动遍及50多个县，满地芝麻不好捡。大冬天我去跑，不舍得打出租车，坐“蛤蟆车”(三轮车)，后面是塑料包的棚子，塑料都扯坏了，冷风针尖一样扑在身上，冻得鼻涕拉踏的，到了腿都麻了。我在桓仁县采访赵明山，他家里很困难，买止痛片都买不起，给他留钱他不要，临走的时候悄悄把钱塞他炕席底下。
我采访的老人，70岁的已经很少，大部分是80岁以上的，有的人上礼拜我还打过电话，回头再想问点什么，人已经不在了。从这点来说，我的采访是带着抢救性质的。从1987年开始，我大部分时间“泡”在干休所里，采访的人身上大都有伤疤，走到哪儿访到哪儿。坐在火车上，看到八九十岁的，一听说的是东北话就跟他唠。我去采访曹曙焰，他原名叫曹天官，参军时，有个文化副官帮他改了名，告诉他曙是什么意思，焰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曙光在前，革命的火焰熊熊燃烧。我采访他不下30次，每天8点准时到他家，他最后说，小张你把我的骨髓都榨出来了。
我一共采访了80多个抗联老人，如今就剩三个人，其中一位还脑萎缩了。一个人走了，就把一段生动鲜活的历史带走了。若干年再写，只能到档案馆查资料。
读书报：您耗费了多年的时间和精力去采访，有哪些感受？
张正隆：在人类反法西斯舞台上，没有像抗联那样面对那么强大的敌人，那么恶劣的自然环境的。“9·18”事变时，东北军在东北有20多万人，不抵抗。抗联最多的时候3万多人，建国后统计不到1000人，抗战到底。有句老话说“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红军长征最苦的是过雪山和草地。东北抗战14年，北满半年飘雪花，打不过了就往草地里跑。我真被他们感动了，我写这些人，怀有一种深情。
读书报：搜集大量的材料和细节后，怎么运用是非常有技巧的。在您所有的采访中，不用的材料占据多大比例？
张正隆：能用到一半，甚至不到一半。开头采访缺乏明确性，逐渐构架了主题，哪些素材是有用的才能够确定。有的细节就是大历史。历史是一个环子扣一个环子，像抗联这种比较零散的题材，如何组合挺难的。《一将难求》中面对面采访到三位老将军，大都是采访他们的部下，还采访后人，将军的身形、体重、习惯都得问到。文学就是细节，没有细节就没有生命。采访苏静，说不准采访多少次，肯定不止十次，胡奇才也不低于五次。
20多年前采访时，有人讲，有人不讲，有人讲完了又打电话或者写信，告诉我谈的事情哪些能写哪些不能写。那就慢慢磨呗，人都有说真话的欲望。有人开始时拒绝采访，书出版后给我打电话，问我还想了解什么，要把他知道的都告诉我。
读书报：您如何评价四野在中国战争史上的影响和价值？“抗联”范围广，又没打过像样的大仗，因为人数太少，敌人太强。但“抗联”有一种强悍的民族精神，您在写作中，是否最看重这一点？您觉得这种精神于当下有什么样的意义？
张正隆：四野这支部队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在中国的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东北抗联消灭了多少敌人，牵制了多少敌人，不好说。抗联这种游击战争，不能解决最终的胜负问题，就是让敌人坐卧不宁，今天颠覆一列军列，明天端个伪警察署，后天伏击一支日伪军。东北军不抵抗，往关内跑，抗联不走，宁死不屈，万难不屈，就跟你打。一个国家无论物质力量多么丰富、强大，都不能忽略精神的力量。东北抗联真有一种精神，一个民族必须有一种精神。
读书报：近几年，军事题材的影视剧非常受欢迎，你对当前军事文学和军事题材的影视剧怎么看？
张正隆：走势越来越好。《士兵突击》《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集结号》《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还有今年的《永不磨灭的番号》，都是很好的作品。我是部队作家，不能不关注军事文学。军事题材永远有读者，为什么古今中外名著中很多是军事文学？战争是典型的环境，把人的人性和兽性推向极致。中国有丰富的军事文学题材，军事文学创作势头也越来越好，我很欣慰，感到了希望。
读书报：回过头来看这些作品，读者有怎样的反馈，您有怎样的感受？
张正隆：《一将难求》出版后，有人打电话谈他的读后感，有人谈完还连发短信，还有人给我寄来一些资料。《雪冷血热》也是这样。多年前还有四野名将后人给我写信，说他父亲没能看到我的某本书，如果看到他会含笑九泉。
红尘中各种欲望对我来说没有多少诱惑。写作是很苦很累的，但我觉得我的幸福指数很高，一个人这辈子干了他倾心热爱着的事情，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本报记者 舒晋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