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哲
孙铭九
苗剑秋
今年西安事变爆发75周年。以往，报刊上对西安事变史实的介绍、披露，多侧重于事变爆发的过程、和平解决方针的确定经过等方面，而对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西安城局势方面的史实介绍则相对较少。这里，笔者着重对蒋回南京后的有关历史细节作些介绍。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中共相应地改变了政策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独自决定当日下午送蒋介石回南京。他以为，这样做既可以向天下人表明其赤诚之心，又可以挽回蒋的面子。蒋再放他回来，更可提高领袖威信。他毫不顾及个人的安危和东北军的得失。这天下午，周恩来在金家巷东楼。有人报告蒋的住宅门前人来人往，还未搞清缘由，又传来飞机的声音。周恩来恍然大悟，连说：糟了，糟了，蒋介石走了。很快，他又得到消息说：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放蒋的方针本来早已定了，张学良这样做的用心是好的，但他亲自送蒋的决定，又增加了以后事变发展的复杂性。对此，周恩来扼腕痛惜，但已不可追回。
蒋介石走后，许多人以为蒋必定会实现诺言。西安方面也认为，和平已经实现，红军不必继续南下。周恩来尊重友方意见，电告中共中央建议红军停止前进；并向杨虎城、王以哲表示：已到非苏区的红军，不侵犯原有的行政系统，不打土豪。为了实现团结抗日，中共相应地改变了政策。这种改变，以后发展为1937年2月10日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为国民党所接受，成为停止内战、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周恩来在西安广泛接触各方人士，不断向中央反映他们的要求及自己的建议，对我党政策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蒋介石背信弃义地扣押张学良，并派重兵进攻西安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有三种选择：一是实现诺言，发动抗战，允许共产党公开，让张、杨继续指挥西北部队。但他获得自由后，又不这样做了。二是进攻西安，消灭西北三军，将中国再次推到内战的深渊去。西安事变教训了他，他看到民心向背，知道这样做是行不通的。于是，他采取了第三种折衷的办法：不放弃抗日的旗帜，又不马上发动抗战，企图把共产党赶回陕北，使东北军、西北军脱离张、杨。
1937年1月4日，蒋介石背信弃义地宣布扣押张学良，并派重兵进攻西安，在摆好阵势后提出甲、乙两种解决方案。甲案：东北军驻甘肃，西北军守渭河以北，红军回陕北。乙案：东北军东移安徽、淮河流域，西北军驻甘肃，红军回陕北。蒋力图以军事压迫、政治分化来达到上述目的。
在军事力量上，西安三方同南京相比处于劣势，如果打，只会断送已赢得的有利于团结抗日的和平局面。如果三方联合一致，严阵以待，那么蒋介石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因而，在政治上揭露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坚持到2月15日就可以利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呼吁救张，推动抗日。这是比较好的对策，但实行这项对策的前提是必须坚持三位一体。
1月4日，应西安方面要求，周恩来电告中央令红军驰援。同时，他全力支持杨虎城、王以哲指挥部队，连设七道防线。1月8日、9日，红军赶到三原、耀县、咸阳一带。虽然红军只有三万人，但是英勇善战，威名远扬，极大地支持友军，稳定了关中的形势。蒋介石看到三位一体的力量，不敢轻举妄动。张学良欣慰地说：“没有想到西安能坚持这么久，只要西安能坚持，我就有回去的可能。”
●“主和”与“主战”：东北军、西北军内部的状况日趋复杂
但是，东北军、西北军内部的状况日趋复杂。张学良是维持三位一体的核心人物。他被囚禁后，三位一体便出现裂痕。首先是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早已存在的两派逐渐变得互不相让，各行其是。以王以哲为首的高级将领力主和平解决，但是除王以哲等少数人外，东北军高级将领多认为共产党势孤力单，不愿联共，有的已投靠蒋介石。他们要求执行乙案，认为这样东北军可以就食于富饶地区，可以离开西北，离开红军。由于王以哲、杨虎城、周恩来一致坚持接受甲案，他们迫于形势，难以出口。
东北军青年军官，多是团以下干部，或是张学良的幕僚，强烈要求抗日，思想激进，是张、杨发动事变的骨干分子，赞成联共抗日。但是，他们之中一小部分人认为，无张他们则难以提升，根本不考虑接受甲乙两案而主张决一死战，希望以此救张回来。这些人的义愤容易得到广大官兵和社会上的同情，到1月下旬，“主战”在西安占了上风。
杨虎城知道，若真打起来，只能速战速决，否则内部支持不住。张学良被扣以后，他对东北军不便过多干涉，因此也非常希望张学良回来，一起支撑局面。他主张和平解决，但是又同情主战派救张回来的急切心情。
周恩来是张、杨请来的客人，不便干预友军的内部事务，更不能发号施令，只能做朋友式的劝告，引导方向，协调各方关系。周恩来两次致函蒋介石，要求他撤兵，放张学良回来或给张以公职，以缓和迫在眉睫的内战。在西安，他利用一切场合，和上层人士谈话，出席东北军、西北军会议，出席群众团体会议，指出打仗对救张不利，只要坚持三位一体，张学良终有一天能回来的。他反复宣传要顾全大局，坚持执行甲案，和平解决；特别是做主战派的工作，舌敝唇焦，几经说服，几经变卦，这些人就是听不进去，只是要求红军帮助他们出兵，否则便要和共产党决裂。
●“二·二”事件后，西安局势更加紧张
2月2日上午，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铤而走险，杀害了王以哲，并拟定了黑名单，内有不少共产党员的名字。东北军内部的矛盾顿时成为对抗性的，在前线的师长刘多荃派兵向西安进发。西安谣传共产党是“二·二”事件的指使者，甚至有人扬言要对共产党实行兵谏。
周恩来、杨虎城无论支持东北军的主和派或主战派，都会使东北军的内乱演变成西安以至关中的自相残杀，国民党中央军便会乘虚而入。万一他们扣押周恩来、杨虎城，用武力逼迫东北军、西北军投降，内战必将重开，西安事变的成果就会消失殆尽，共产党和张、杨所做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处变不惊，冒着危险赶到王以哲住宅。王躺在血泊中，家里乱作一团。周恩来率李克农、刘鼎等同志料理后事，设灵堂，祭奠死者，安慰生者。消息传出后，对共产党的谣言不攻自破。随后，周恩来又赶到新城大楼和杨虎城商议善后。杨派人到潼关和顾祝同谈判，争取和平解决，执行甲案。
周恩来派共产党员刘澜波到前线向刘多荃说明真相，陈述利害。杨虎城对处置凶手感到为难。周恩来为维护团结、维护和平，挺身而出，冒着掩护凶手的嫌疑，于2月4日将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送往三原红军驻地，从而使对方失去了报复的对象，避免了大规模的自相残杀，同时也使主战派失去首领，不能再有其他动作，最终保证了和平解决。
“二·二”事件后，西安失去了谈判的平等地位，2月6日杨虎城避居三原。王以哲被害，东北军少了联共的有力人物，东北军多数高级将领要求执行乙案，东开安徽，并对西北军武装戒备。三位一体不复存在。
周恩来坚韧不拔，竭尽全力做友军的工作，建议取消同志会等进步组织，减少目标，保护左派，维护团结，尽可能减少损失，为抗日保存更多的力量。
●面对西安恶化的局势，周恩来仍坚持留在西安
“二·二”事件后，局势动荡不安，前途难卜。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周恩来等在西安工作的同志们的安全，电告“紧急时立移三原”。周恩来以执行任务为名把叶剑英、李克农、刘鼎等派往三原(博古早已离开西安)，而他自己仍坚守西安。周恩来很清楚，环境越危险，局势越恶化，他越不能离开西安。如果他离开西安，正在建立的红军联络处就难以在西安存在，红军难以在关中立足，国共谈判也难以进行，蒋介石难保不再开始“剿共”。他留在西安，就是向全国人民宣布共产党、红军打不败，压不垮，在中国的政坛上必须考虑到中共和红军的力量及态度。他留在西安等待顾祝同进城，就是表示共产党坚持和平、反对内战的决心和信心，表明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这种胆识和远见为全国人民所敬佩，也使国民党不敢轻视，从而保证了西安和平局面的到来。
2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和平进入西安，第二天顾祝同即和周恩来谈判。蒋介石又派张冲从南京赶来参加。随后，周恩来到杭州、庐山、南京和蒋介石直接谈判，终于达成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协议。
(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