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尖》：麦家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
在第八次全国作代会前夕，麦家推出了他的新作《刀尖》，再度吸引了读者和媒体的目光。与去年夏天推出长篇小说《风语》时闹得沸沸扬扬的“千万版税”传闻恰成鲜明对照的是，本次麦家公开宣布《刀尖》的出版是“零首印”和“零首付”。之所以会选择这样的方式，麦家表示，除了出于对出版社的信任之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出于对自己的尊重，他想借此传递出一个信息：自己并非为钱而写作，而是因为确实“喜欢写作”。
这本新书对于麦家的独特意义还在于它标记了许多“第一次”：第一次耗时8年去研究同一个历史事件的档案和材料，第一次在创作过程中反复征询当事人的意见而不是封闭式地写作，第一次采取零阅读障碍的口语化叙述，甚至第一次坦然承认这是一本“谍战小说”。但同时，这可能也是他的“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写这种类型的故事。
八年磨“刀尖”
《刀尖》的写作前后耗时8年，它根据真实历史事件，忠实还原了中共王牌特工尘封70年的传奇故事：抗战时期，日军“变态”医学专家腾村正秘制一种大规模用于中国儿童的特殊药物，服用者将大脑萎缩，破坏神经组织，心甘情愿被奴役。延安、重庆均获知了这一险恶计划，分别派出高级特工林婴婴和金深水，以粉碎日寇的阴谋。一段残酷的冒险就此展开。小说在《收获》杂志发表时名为《刀尖上行走》，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也以此命名，形容的正是两位主人公在特殊年代所从事的这份最危险的工作。
《刀尖》的问世缘于这样一段机缘：2003年夏天，麦家多年未见的“老首长”王亚坤(化名)和妻子一起突然到成都拜访麦家。王亚坤对麦家有过知遇之恩，1981年的夏天，正是因为他的慧眼相识，麦家才得以破格进入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福州分院学习，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王亚坤夫妇此次到访，给麦家带来的除了阔别20年的唏嘘和关切，还有“整整一箱的材料”，并希望他写写“箱子里的事情”。箱子里是各式各样老旧的东西：书信、照片、相框、文件、图章、纸条、笔记本、书籍、电报纸、子弹壳、丝巾、领章、帽徽、怀表、花名册、衣服、指北针、金戒指、录音带等，五花八门。王亚坤巨细无遗地告诉麦家这些东西的来历，有几样说得不清楚，由他的妻子颜丽补充。麦家边听边问，一方面感叹故事的传奇，一方面兴趣越来越浓厚。 虽然箱中之物每一份都直陈枢要、缺漏不齐，但丝毫掩盖不住整个事件的暗流汹涌、激烈澎湃。所以8年前的麦家，花了一个下午时间把材料看完，决定将它写出来，只是他自己也没料到，从当初强烈的创作冲动萌发到付梓出版，竟然耗时整整8年。为了力求全角度还原这段历史，除了大量的取证和修撰，他还需要争得王亚坤夫妇的认可。而这一关并不好过。
2003年11月，麦家完成了第一稿，取名《两个老牌特务的底牌》，但王亚坤夫妇并不满意，认为不够真实。单为“真实”两个字，接下来的4年时间，一方面麦家不断地大篇幅修改，另一方面王亚坤夫妇东奔西走，四处搜集更多的资料和档案，供他参用。
2008年，麦家索性推倒重来，根据庞大的材料和浩繁的档案，重新开始创作第二稿，一直到11月份才完稿，取名《刀尖上行走》。在创作和出版《风声》《风语》期间，他根据王亚坤夫妇和有关审读机构的要求，又对作品做了多达数十次的局部修改，终获对外刊发。
2011年，根据出版编辑的意见，他再一次从头梳理补充，将作品更名《刀尖》。经过如此几番折腾，至此，麦家认为这本书的作者已经不是他了。是谁？麦家如是说：“金深水，或者林婴婴，或者王亚坤夫妇，或者是他们合著。我所做的不过是一个编辑的工作，理当退到作者幕后。我郑重地向王亚坤夫妇这么提议过，却未能得到他们的同意，只好勉为其难。从某种意义上说，王亚坤夫妇又对我施了一回恩，我不知怎么来感谢他们。他们说，只要读者喜欢这本书，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感谢。对此，我深信不疑。甚至，我不相信哪个作家能写出这么好的书。事实上，好书都不是作家用笔头写出来的，而是有人用非凡的生命、非凡的爱、非凡的经历谱出来的。”
“我相信读者的魅力”
当我们谈论麦家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很难不谈论他的“谍战小说”，以及他在这一领域的开拓与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麦家本人却并不同意用“谍战”两字来定位自己此前的作品，他更愿意使用的命名是“特情小说”或“新智力小说”，因为它们更多关乎的是侦听、破译、解密，和传统意义上的谍战并不对称。“我笔下的主人公多是技术侦察界的天才、精英，他们靠技术和智慧收集情报，而不是靠勇气和胆识，他们面对的‘敌人’也不是刀枪和死亡，而是白色的墙壁和像死亡一样的宁静。而传统谍战的主人公，往往要直面刀枪和死亡：死亡是他们每一次行动的主题。”从这个角度而言，《刀尖》是麦家本人愿意坦然承认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谍战长篇，因为其主角金深水、林婴婴正是他所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谍战主人公，“每一天，每一夜，他们与死亡只有一线之隔，一纸之薄，呼吸吐纳，都需小心，甚至一次眉轩色举的失神，或一道不合时宜的喷嚏，都要令自己人头落地。他们活在死神的影子里，一方面受到影子的威胁，一方面需要影子的掩护，犯了错没有侥幸，只会在第一时间被敌人击为尘土”。在麦家看来，谍战文学不同于其他文学类型，它应当有自己的基本使命感：尊重历史。这也是他愿意承认《刀尖》是谍战小说的缘故：“这里没有我的虚构，只有历史的回顾、再现。”
从写法上来说，《刀尖》可标记之处首先在于麦家第一次在长篇小说创作中使用双线补充叙事结构，分别通过男、女主人公两个第一人称的叙述，来阐述整个故事。此外，这部新作的文字高度口语化，麦家称这是他的自觉追求，他要从语言层面追求一种无障碍的阅读效果，为此，他“像克制抽烟一样，克制在这本书里使用难字、生字、涩字”，其目的是为了使更多的读者能够轻松地阅读这本书，“我相信读者的魅力。我希望让更多的读者能参与到我的写作中来，听到我写作的脚步声和心跳声”。 麦家认为，这种语言表达上的改变对于他甚至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麦家小说的最大魅力或许还是在于他的故事。经过多年的创作实践，麦家越来越感到，对于小说这种文体来讲，最大的文学性就包藏在故事中，“文学性就是一种洞穿人心的能力，而故事就是包藏人性、情感、思想的最好容器”。麦家认为，如何能讲好一个独特的故事、一个有魅力的故事，其实很考验作家的功力。“我不敢说《刀尖》的故事有多么好，但它一定是真实的、动人的、有力的。作为一个谍战故事，它是传奇的、好看的。”而所有这些追求与尝试在麦家看来都是为了返回一种“传统”——使用通俗口语的传统、讲好一个故事的传统、说书人的传统、《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的传统，以及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的传统。从这个意义而言，《刀尖》这部作者自认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作品却又是一部向传统致敬之作。
特情谍战作品的危机
在宣称《刀尖》是自己第一部谍战小说的同时，麦家也宣称这是最后一部。这多少有些令人费解，也引起了外界对于谍战小说是否走到尽头的担忧。
从麦家本人给出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国内红红火火的特情谍战类小说与影视作品的整体判断：“现在写谍战特情的作品太多，当中不乏优秀之作，但也许更不缺追风、平庸之作，这个‘品牌’被砸烂了；目前国内谍战文学已越来越浮夸、虚躁，除了屈指可数的几部佳作外，多数作品内核被原材料所局限，外观被商业规则所绑架，导致实料焦槁，情节投机，人物单薄，历史观混乱，责任感缺失，留下的只有一个空洞的立意架子和一件华丽的谍战外衣。” 对于特情谍战作品编造情节的问题，麦家用20个字总结道：“谍战不‘谍’，特情不‘特’，打打杀杀，藏藏躲躲，故弄玄虚。”作为国内特情谍战类作品的领军人物，麦家的此番言论或许已经道出了此类作品所存在的危机。
而从麦家本人创作的角度而言，他也有清醒的认识：“特情谍战类的东西我也写够了，积累的素材和创作冲动日渐少了，再写很难超越自己，见好就收吧。” 在麦家上一部作品《风语》推出时，陈晓明就表示过一定的担忧，他认为麦家在这部作品中技艺已近炉火纯青，存在着再往前如何走、如何超越的现实问题。陈晓明所提出的并非是无谓的担忧，此次麦家在推出《刀尖》之后明确表示想转型，但写什么还没有完全想好，“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局限，我放弃已有的阵地，能不能开辟新的阵地，我心里也没数”。
在麦家的困惑中流露出他对于创作的自省态度，这是令人尊敬的。他以其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避免了自我的不断复制与再生产，证明自己并非一般定义上的“类型作家”。他仍在不断开发着自身创作的潜力，探索着文学的可能。我们期待着他接下来的文学表演。(饶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