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在全国各大书店上架，以她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即将上映，受到电影观众的热切期待，今年上半年播出由她编剧的电视剧《幸福来敲门》也博得一片喝彩。
面前的严歌苓，淡定，有气质，没架子。长期住在外国的她，每天早晨开始写作，做家务，在平静的状态下，《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赴宴者》、《扶桑》、《天浴》这些有着不同时代背景、刻画各色人物、讲述各种故事的小说，一部接着一部问世，而这些作品几乎都成为影视改编的大热门，为广大观众所熟知。
于是，严歌苓本身也成了故事，在华文写作的世界里，她不断引起人们的好奇。
第一笔蕴藏所有可能性
编辑：你的长篇小说新作《陆犯焉识》，讲述一个留过洋的上海大户家公子在上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的人生经历。在小说中，陆焉识最后是失明的，他的夫人冯婉喻是失忆的，这样写有什么特殊含义？
严歌苓：我从父亲身上得到一种启示，人在某个方面残疾了以后，其实就得到了更多自由。比方说我爸爸后来耳朵失聪，但是他可以戴助听器参与你们的谈话，或者不参与你们的谈话，他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像这样一种缺少一种功能和感官的人，也许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痛苦，也许他获得的是一份自由。
编辑：你的作品里的女性形象给人印象更深一些，她们都很善良、包容，生活中做出了很多牺牲，而男性人物多是有弱点的，这与你对两性的认识有关系吗？
严歌苓：你觉得我小说里的女性比较完美吗？
编辑：我印象是这样的。
严歌苓：那可能跟我是女性有关，我不能走出自己的局限吧。但我还不是完全服气这种说法，那我要提出《红楼梦》里面除了贾宝玉还比较可爱，其他的像贾政、薛蟠，每一个人物都不那么让人喜欢，女性人物个个可爱。为什么我和曹雪芹，还有托尔斯泰，都这么爱女性，我也说不清楚。
男人在我这里有英雄和非英雄之分，我爱写非英雄。男人本身在社会上是主流，女人相对边缘，那么在这样一个主流群体里挑出一个人，再写成英雄，还有法看吗？所以我喜欢写宴会虫这样的人，他本身是非英雄，但你能看到他英雄的一面，在他种种缺陷的背后，你会发现他很可爱。我很喜欢写一段民族历史投射在小人物身上，使这个小人物发生的命运变化。
编辑：小说中的人物和你当初设想的一致吗？
严歌苓：每个人物都有很多地方不是我所计划的。我写人物基本上都有一个素描，但是写着写着人物就有生命了，很多东西超出了计划。所以，创作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东西，越偶然写出来的东西越好。
很多东西都是有神性的，其实在你完全不思考的时候，你的潜意识在运转。画家把第一笔颜料涂上去的时候，其实蕴藏着所有笔触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在偶然情况下是不可能呈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创作的迷人之处就在这里，它太偶然了，完全不可重复，如果我把这个小说丢掉了，我不可能再创作出来一个相同的作品。
想象力也是可以训练的
编辑：你的作品时代感都很强，以细节取胜。你说《陆犯焉识》90%是虚构的，但其中的细节还是很生动。这些丰富细节是怎么得到的？
严歌苓：我有一个习惯，就是特别爱听别人讲故事，讲我们家里的老亲戚，我们的朋友，这些故事有很多细节。大概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把细节听漏了，有的人记忆像个过滤器，把细节都沉下来了。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听众，我很爱听故事，经常会问细节。
作家不仅仅要在真实生活中搜集细节，还要想象，要有举一反百的能力。一旦创作出一个人物形象以后，你能不能根据对人物的一点点了解，来设想整个人物，想象他做人、处事的所有细节，然后靠细节一点一点把他的逻辑和细节呈现出来。
我觉得想象力是作家第一位的素质，离开想象力，了解再多的细节都是没有用的。
我记得在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学习的时候，老师一句话叫做“Open Your Mind's Eye”——睁开你思维的眼睛，就是你写的时候要看到你的人物在做什么，看到他的动作、语言、细节，一旦写作走进瓶颈，你尽量闭上眼睛，让你脑子里的“眼睛”睁开去看这个人物，这就是想象力。培养你的想象力，就像练肌肉，脑子里的东西也是可以训练的。
编辑：《赴宴者》写的是当下一个混吃混喝的“假记者”，这种紧贴现实的特殊题材作品，它的真实感应该不是仅靠“冥想”所能做到的。
严歌苓：我很重视调查。比如当年写《赴宴者》的时候，我做过调查，也找组织者帮我安排到某个场合去，亲眼见到整个过程。一个作家，要勤快一点。你要是写河南农村还是要到那儿住一住，写青海高原还是要到青海高原住一住，很多工夫是不能省的。
编辑：这么多年来，你不断推出新的作品，讲述不同背景下各色人物的故事，很少重复自己。你如何看待作家的创作生命力？
严歌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现在更喜欢看历史和真实的东西。一个人越来越实际了，越来越看开了，可能写的东西就是他直接感悟到的东西，而不需要编个故事来告诉你他的感悟。
但写小说是要有更多梦幻的因素来进行创作。作家和任何艺术家一样，如果能保持童心，他就会继续保持创作。毕加索一生都在画，他的画一直在变化，最后他做陶瓷，做不同形式的艺术，一直到去世，就是因为他保持了那颗童心。
什么都不如“写对了”重要
编辑：你的文字平实、简洁、到位，跟你做过编剧有没有关系？
严歌苓：随着写的东西越来越多和岁数越来越年长，我的文字不像过去那样“语不惊人死不休”，我觉得那是年轻时候的追求，现在的追求是，语言把感觉完全写对。你要诚实地问自己“我真是这样想的吗？”如果不是这样想，就反反复复地改。我们要诚实地写作，而不是矫情地让人看文字有多漂亮。
我曾经遇到过一位美国女作家，她写了几部作品在美国很畅销，我问她你觉得行文什么最重要？她说什么都不如写对了重要，这个是最难的。
还有一次我问一位英国男作家：你觉得什么是可行的写作？他说这个没法告诉你，但是“仿佛”、“似乎”这样的词尽量少用，我经常把它删得精光，去掉学术腔和学生味。这些词儿说明你企图写漂亮，要找一些比喻；当你更朴实，想把它写得准确的时候，就会尽量少用那些“油润”的词汇。
西方的写作有一个要求就是你文字里的信息量够不够，一句话里传达了多少信息和字面之后的意义，符合要求的，我把它留在纸面上，不符合我就删掉，《陆犯焉识》我就删掉了10万多字。
编辑：现在影视越来越主流，此前文学讲故事的功能部分地被影视取代了。这种情况下，文学相比于影视的独特性在哪里？强烈的语言特色算不算？
严歌苓：文学当然有它的独特性，但文字的华美不是文学的最高境界，用它本身朴实的意象来体现它的寓意，我觉得这才是高级的文字。电影和电视的风行，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文化都在面临着的挑战，电影使用的是最先进的媒体、声音、图像，把所有先进手段整合到一起。那么文学呢，我们只能说我们是芭蕾，我们是大歌剧，是人类不能缺的艺术形式。
汉语写作被世界重视需要时间
编辑：你在东西方文化语境中从事双语创作，你也谈到中国作家的作品不比国外作品差，只是在翻译传播上有所不足。
严歌苓：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国家的国力是决定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受不受别人重视的重要原因，如果你的经济、政治相对弱，那么别人对你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就相对忽略。如果你在世界上是举足轻重的，那么别人就会有愿望来了解你的文化。日本也是因为经济强大，在国际上很受重视，翻译它的作品才更多。
我们的国力是这十年让人看到它的突飞猛进，我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要给人家一段时间来了解，因为这种了解比确定你的GDP数字要难得多。特别是中国文化的悠久、古老，中国文字的特立独行，与所有的西方文字不具备那种共享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有个成熟的翻译，是需要时间的。
中国文学已经好起来，世界应该重视了，但从他决定来重视你到最终理解你，也要投入很长时间，我们要有这个耐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