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电视剧《刀尖上行走》在几大卫视热播，这部剧改编自麦家的小说《暗算》中的最后一章《刀尖上的步履》，是继《暗算》《风声》《风语》，由麦家的小说改编成的一部谍战题材的影视作品。今年11月份刚刚推出新书《刀尖(刀之阳面)》，《刀之阴面》也即将于下周一问世的麦家，近日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麦家表示，《刀尖》是自己的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谍战小说，对于今后的创作，麦家坦言，想转型，但写什么还没有完全想好，趁现在还相对年轻，挑战一下自己。
核心提示
谈“慢创作”：
对写作一直有畏惧心理
记者：你曾说“缓慢是成功的捷径”，之前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在创作时“有时每天只写十几个字”，这是性格使然，还是对一颗文心的坚守？
麦家：我确实写得不快，但坚持每天写，其实回头一看也是不慢的，即使一天几百字，一年下来也是一部长篇。所以，不要怕慢，坚持就是快。我写得慢，是因为我对写作一直有种畏惧心理。我老是担心写得不好，经常在自我推翻。我的几部长篇都是先写成中篇，然后扩写的。
我不太相信一个永远自信满满的人能拿出非常好的东西，因为他少了检验的过程。写作是件很孤独的事情，生产过程中不想拿给人看，只想做好再拿出来。这个过程完全是自我提问自我解答，没法跟别人交流。这个过程很难熬。其实我是活得挺绝望的，人家说我是功成名就，可我经常觉得是活得没劲，累，不爽，因为我每写一个东西都特别辛苦，不断自我怀疑。这种对自我的不信任很苦的，不过，我也自我安慰：往往像我这样才能干出相对绝的活来。
记者：在节奏如此紧迫、人们都很急功近利的商业社会，你是如何保持这种“缓慢”的心境的？
麦家：无论社会环境如何，一个人如何发展主要还是看自己。在我看来，写作会改变人性情的，我很少出门，平时除了参加一些实在推不掉的活动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看书、写东西，要不就是散步、发呆。我喜欢一个人独处，而且我相信，一个作家应该选择这样的生活，孤独的生活。这样的生活能让人保持“缓慢”的心境，能脚踏实地地一步步前行而少受各种干扰。
记者：现实存在是，一些作家或是写手，有的身兼数职，却同时可以在写作上保持“多产”，拥有无数粉丝，也赚得很多财富，你觉得这是正常的吗？
麦家：我并不羡慕那些才思泉涌的高产作家，羡慕也没用，我认为“不正常”也没用。总的说，作家不是以作品数量和挣钱多少来论高低的。有人在天上走，有人走暗道，这个世界才丰富，也可以说混乱。十个手指都有长短，更何况人，每个人的活法都不一样的。从另方面说，存在就是合理，也不足为怪。
谈文学：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关注人性
记者：塑造了这么多人物，在常人心中，他们是英雄，你是一位有英雄主义情结的人吗？你觉得在当今社会真正的英雄是怎样的？
麦家：我有英雄情结，但没有英雄主义情结。我笔下的英雄都不是英雄主义者，是的，我一直在试图塑造一种“新英雄”形象，他们为国家利益付出了包括生命在内的许多难能可贵的东西。但当代是一个不相信英雄的年代，如果我把这些形象放置在我们眼前，身边，企业，公司，乡村，肯定要遭到读者的嘲笑。放在这种秘密部门，相对来说要可信一些，因为我们本来就承认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特殊的人自然应该有特殊的境界和精神高度。但同时，这种人生对我们的辐射力又要小得多，我们会认为，那是他们，应该这样。其实这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所有人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理想，有相信，有承担。这个问题在当代尤为突出，毕竟一个不相信英雄的土壤，很难开出英雄之花。
记者：你曾经说，现在的谍战剧被写烂了，您觉得谍战剧应该坚守的本位是什么？
麦家：除了我的《暗算》、姜伟的《潜伏》等寥寥数部作品，其余的总的说感觉是谍战不“谍”，特情不“特”，打打杀杀，藏藏躲躲，故弄玄虚；有的人物性格苍白，有的故事推进方式生硬，有的粗制滥造，破绽百出，看上去热闹，想起来寡淡。
其实谍战特情剧必须要遵守的“纪律”说起来非常简单，那就是在虚构的故事中，大量加入历史人物、真实地名、著名事件等元素，虚构的情节、细节也采用仿真术，让人信以为真。既然要求“真”，创作难度也上来了，什么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有心理逻辑、职业特征、人物性格。作为一个地下工作者，职业的残酷性，生活的荒诞性，成败的偶然性，生死不计的崇高感，信念至上的神圣感，都是创作者必然要去挖掘和体现的。目前国内很多谍战特情剧往往只求其一二，顾此失彼，人物跟着故事跑，结果人物立不起，故事也就垮了。
记者：你觉得应该如何衡量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作品的市场销量和畅销程度吗？我们看到的“好书排行榜”与“图书畅销榜”往往差别较大，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
麦家：总的说来，现在不是一个读书的时代。很多人买书不是为了读，只是为了附庸风雅、装点门面或者搞个文化追星什么的。所以，各种榜单也是不可信的。我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关注人性，对人心有挖掘，有触动。
记者：你有没有关注过国内的一些年轻作家？比较欣赏哪位？为什么？
麦家：我对年轻一代的文学一直很关注，从上海的“韩郭”、小饭，到北京的张悦然、春树，广州的李傻傻，西南的颜歌等。这些人的书我都看过，感受是一方面羡慕他们这么年轻就写出这么漂亮的文章，同时隐隐地也感到一种遗憾。总的说他们的作品是“情多事少”、“国小我大”，但我深信他们会改变的。
谈生活：人到中年有了“枷锁”
记者：大家都很想知道，写出这么多好看的故事的作者，在生活中会是怎样的人？你平时有什么爱好？
麦家：我天生不会享受，不爱旅游，不爱喝酒，不爱聚会，更从不打牌，可以说几乎没有爱好。即使看起来的一些“爱好”也是为了创作，比如说我喜欢走路，一天要走十公里。但我不是在散步，而是在配合写作：一是为了减轻腰病困扰，二是为了思考。我以前一直是一日三分：读书、写作、发呆。但现在不行了，现在瓜分我时间的人和事很多。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加上有了点名气，三十年不见的人都会找上门来找我办事。不瞒你说，这几年让我头痛的事太多了，计划生育超生罚款了，违章建筑被拆了，亲友换肾换肝了，从上幼儿园到上大学，等等，都有找上门来的。家在乡下，一大堆乡里乡亲，望子成龙，受了委屈，都来找我解决问题，可谓苦不堪言。所以，我现在写作必须躲起来，关掉手机，背负骂名。有时候想，这哪是作家的日子啊，这样的作家还能写出好作品吗？也许我还是得离开杭州，离家太近了真不好。可老母亲八十多了，怎么能说走就走？生活总是会变着法的枷锁你的。
记者：你曾经说过，年轻人要学会承担，要有责任心。能谈谈你对子女的教育吗？在对子女的教育中，你最注重的是什么？
麦家：心灵的教育。我儿子成绩一般，甚至可以说不好，但我一点也不担心，因为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文学名著，通过阅读亲近文字，他的内心善良而柔软，不管成绩如何，他起码可以挺起胸膛做一个问心无愧的人，这是我对他最放心的也是最欣慰的地方。
本报记者崔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