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启新
2011年12月11日，钱学森诞辰百年纪念。作为献礼之作，《钱学森传》通过大量权威资料，以生动的笔触，真实感人地记录了这位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的非凡人生，展示了他的崇高风范。本版摘其片断，重温大师的求学之路，领略他的治学精神。
听音乐会是我仅有的娱乐
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登上“杰克逊总统”号邮轮，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临行前，他特意带上了两块白丝手绢，上面有母亲章兰娟亲手绣的荷花。
麻省理工学院创建于1861年，是世界最负盛名的综合性理工科大学。古堡式的钟楼、赭红色的校舍、绿色如荫的草坪、几步一株的百年老树，渗透着一种古典美。
钱学森的美国留学之路，就这样开始了。
第一次生活在异国，钱学森有种孤独的感觉。加上他有些孤僻的性格，常常是一人独行。一些当年也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的美国同学曾回忆说：“钱是一个不爱说话又比较害羞的人。 ”
唯一能让他快乐的是音乐。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那些年里，波士顿交响乐团举行了20场演奏会，他几乎每场都去。钱学森后来回忆道：“那是我仅有的娱乐。 ”
最不能让钱学森忍受的是种族歧视。钱学森晚年回忆说：“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时，一个美国同学当着我的面，耻笑中国人抽鸦片、裹脚、不讲卫生、愚昧无知等等。我听了很生气，立即向他挑战说，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学期末了，看谁的成绩好？ ”
事实很快给出了答案。有位教授在对学生进行考试时，出的都是偏题、怪题，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出来。学生们气愤不已，认为这是教授有意让他们难堪，于是聚集起来，要找这位教授抗议。
他们来到了教授的办公室门口。教授似乎知道他们要来似的，门关着，门上贴着一份试卷，卷面干净整洁，每道题的运算过程和答案，清晰正确，没有一处修改或涂抹的痕迹。卷首上面，教授打了一个大大的“A”，后面还有三个醒目的“+”号。这份答卷考生的名字，清楚地写着：钱学森。
本想闹事的学生们，看着试卷全都惊呆了。钱学森这个名字，从此深深印刻在了他们的脑子里，让他们再也不敢小视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人。
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成为年轻学子的翘楚，他只用1年时间，就顺利取得了航空工程硕士学位。然而，歧视并没有因为钱学森的优秀而消失。当时美方规定，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只允许美国的学生去实习。这引起了外籍学生的不满。经过交涉，最后，欧洲的学生可以去了，但中国的学生依然不能去。钱学森被排斥在了实习的门外。他向校方提出抗议，但得到的回答是：你可以不学，回到中国去。
学业未成，何以回国？愤怒的钱学森，决定离开麻省理工学院，改变专业方向，学习航空理论，拜于当时世界研究空气动力学的顶尖人物冯·卡门的门下。
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1936年10月，个性倔犟的钱学森前往洛杉矶加州理工学院求学。加州理工学院创建于1891年，也是一所著名的理工科大学。学院虽小，名声很大，聚集着不少精英。据说，该院至今共有27名校友和教授获得了28次诺贝尔奖。
当时，冯·卡门正担任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主任和著名的古根海姆空气动力学实验室主任。钱学森这次去见他完全是毛遂自荐，既没有导师的推荐，之前也没有过交往。冯·卡门后来在其自传中，回忆了这次见面：
1936年的一天，钱学森来看我，征询关于进一步进行学术研究的意见。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我抬起头来对面前这个身材不高、神情严肃的青年打量了一下，然后向他提了几个问题。所有问题他回答得都异常正确。顷刻之间，我就为他的才思敏捷所打动，接着我建议他到加州理工学院来继续攻读。
钱学森接受了冯·卡门的建议，在这位世界大师的指导下，攻读空气动力学博士学位。
加州理工学院的教学理念与麻省理工学院有所不同。它十分推崇创新精神，培养学生的目标是具有创新精神的科学家。
冯·卡门曾经这样问学生：“你们认为100分的标准是什么？ ”
学生回答：“全部题目答得都非常准确。 ”
冯·卡门说：“我的标准跟你们的不一样，因为任何一个工程技术问题根本就没有什么百分之百的准确答案。要说有，那只是解决问题和开拓问题的方法。假如有个学生的试卷对试题分析仔细，重点突出，方法对头，而且有自己的创新观点，却因个别运算疏忽，最后答数错了，而另一个学生的试卷答数正确，但解题方法毫无创造性，那么，我给前者打的分数要比后者高得多。 ”
这正是科学家要具备的创新素质。钱学森后来回忆说：“在这里，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到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局限于迈小步，那样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
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钱学森的思想变得非常活跃。就如他自己所说，好像“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
他不仅听冯·卡门讲空气动力学，也像海绵一样，如饥似渴地吸取其他营养。他经常去物理系听课，了解物理学的前沿知识，如原子、原子核、核能；也常去化学系听L·鲍林(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讲结构化学；还到生物系听摩尔根讲遗传学。在图书馆度过的时间，比他在宿舍里度过的时间多得多。
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钱学森念完自己的一篇论文后，有一位老教授站起来提了不同意见，钱学森不客气地顶了回去。当时，彼此都没怎么在意，讨论继续进行着。
会后，冯·卡门笑着问钱学森：“你知道那位老人是谁吗？ ”钱学森说不知道。冯·卡门笑得更欢了，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冯·米塞斯呀。 ”
钱学森惊讶地“啊”了一声，说：“我的天，原来他是力学权威冯·米塞斯啊！ ”
冯·卡门接着说：“不过，你回答他的那句话好极了。 ”冯·卡门并没有因为钱学森顶撞了大权威而责怪他。
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钱学森和冯·卡门之间。有一次，在一个学术问题上，两人因见解不同争论得不可开交，冯·卡门甚至大发脾气，把东西也摔到了地上。
钱学森从未见冯·卡门这样生气，就不声不响地离开了。第二天下午，冯·卡门突然来到钱学森面前，歉意地对钱学森说：“昨天下午，你是正确的，我是错误的。 ”
钱学森感动不已，深刻认识了一位大师的风范，这对他以后影响很大。
终极的认识是不存在的
1938年7月，钱学森作为冯·卡门的学生，被任命为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研究员，成为这所世界名校教师队伍中的一员。
由此开始，冯·卡门和钱学森两人之间，渐渐形成了一种难以言状的默契。
冯·卡门当时正在致力于研究全金属飞机的薄壳结构问题。当时的计算金属壳体载荷的经典线性理论，已不能提供有价值的指导。冯·卡门把这个课题交给了钱学森。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钱学森于1940年发表了5篇关于屈曲问题的重要论文。这些论文突破了经典线性理论的局限，为弹性薄壳理论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钱学森在进行这一课题研究时，前后写了5份演算稿。每次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否定自己，推倒重来，一直到第五次，他才觉得满意。
草稿一共有700多页，发表文章时却只有几十页。他把700多页手稿存放到纸袋里，并在纸袋外面写下了“Final”(最终的成果)字样。但他马上想到，认识是无止境的，真理是相对的，于是，紧接着又在下一行写下了 “Nothing is final”(终极的认识是不存在的)。
1962年，钱学森在中国力学学会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曾深情地回忆起这段历史。他说：
“发表一篇科学论文，大家所能看到的内容，只是作者科学工作中‘搞对’的那一小部分，而错的部分以及从错到对的过程，都不能写到论文里去。往往以论文形式发表出来的这一部分正确的东西，只是作者对这个问题全部科学研究工作量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其他十分之九或百分之九十九的曲折和错误，都只记在他自己的笔记本里，锁在抽屉里。因此，每一项科学研究成果，写出来清清楚楚，看起来头头是道，都是经过了大量劳动的结晶，来之不易。我自己过去发表过一篇关于薄壳方面的论文，只几十页，可是反复演算报废的却有700多页。所以说，拿出来看得见的成果，只是像一座宝塔的塔尖。 ”
(摘自《钱学森传》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