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在十年前就分析认为，入世对中国文化带来的最大影响将是“全球化重于现代化”。他当时即认为入世将使得我们的发展更多是空间上的概念而不再是时间上的概念。“现在看来，当时的一些观点到今天还是合理的”。他笑言，这并不意味着自己个人有着怎样的预测能力，而是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比较少主观感情色彩，就像20年前就预测了大众文化的兴起一样，保持态度客观就能得出正确结论。
他说，入世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最大影响无疑是极大的促进作用，使我们的内部市场增强增大。“一度很多人曾忧心忡忡地认为入世至少在文化方面是‘引狼入室’，认为我们的文化发展将失去主心骨，但事实并非如此。入世后我们自身的力量得到了增强和锻炼，与国际接轨的勇气与信心也空前壮大。”他认为，一部国产小成本影片《失恋33天》能够在市场上和好莱坞大制作《丁丁历险记》相抗衡甚至能占到上风，这充分证明一个道理，那就是“越开放、越强大”。
另外，入世带来的经济发展同时拉动了文化的发展。“像万达这样的城市综合体越来越多，甚至在二、三线城市也相继出现，人们在身边就能找到6—12厅的影院，文化生活幸福感也就增加。”他认为，这种发展缩小了不同规模城市之间文化产业发展的差距。
同时，入世使得包括文化消费在内的中产阶层消费迅速发展，进而拉动了世界消费。“开放是对等的，我们向世界开放的同时，世界也在向我们开放。像《阿凡达》在中国取得近14亿票房，成为该片的海外票房冠军，这就让国外的文化产品不敢忽视中国市场。而像《功夫熊猫》这样的影片，甚至就在讨好中国市场。”
张颐武表示，基于以上三点，我们可以看出，入世对中国社会的整体都是一个强有力的促进，“入世背景下考察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可以明显地看到，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产生的巨大变化一样，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在机遇与挑战中展现出崭新面貌。”
看得见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数字指标，无形的变化则是我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入世更为重要的文化意义，在于它要求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性格的形成，进而使我们更加自如和从容地面对世界
买更便宜的汽车，看更精彩的电影，这都是可感可触的生活变化；产业规模的进步与发展可以用很多数字指标来体现，比如我们每年新增多少国外影片配额，国产动漫取得多高的产值等等；但与此同时，入世还给我们带来另一种看不到的深刻影响，那就是由此引发的国人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变化才是真正根本和最具有影响力的变化。
张颐武说，进入WTO更为重要的文化意义，在于它要求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性格的形成。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改变百年屈辱而悲壮的历史造成的重负，更加自如和从容地面对世界。这种新的民族认同一方面不是消极封闭、狂放自大地“俯视”世界，另一方面也不是放弃自我、卑屈迎合地“仰视”世界。而是寻求与世界的“平视”的关系。这种新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性格很大程度上是由新兴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形态所展现的“新”和“富”中国的新形象所代表的，而中产阶级的工作能量和消费愿望恰恰在国际上展示了这种状态。这种中产阶级意识往往在国际领域中展现了中国开放、乐观、前冲的新形象，因而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张颐武表示，开放的眼光让我们彻底告别了积贫积弱的百年悲情，奥运与世博的相继举办，更给世界展示了一个自信的中国，国人的思维模式也真正转向现代化。随着对世界更加了解，令我们对社会的期许更高。
入世对我们的影响有很多是看不见的，它令我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都更为多元而丰富，一些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其根源其实正是我们加入了世贸组织。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入世使得汽车越来越便宜，从而使得汽车进入家庭成为可能，进而导致我们进入汽车社会，然后才诞生了中国式的汽车文化与汽车文明，“醉驾入刑”等社会话题及新刑罚的设立也才得以进入我们的生活。
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三层历史体系理论认为，历史表现在国家—市场—平民的物质生活中，位于最低端的平民物质生活看似零乱肤浅，但每一次所发生的变化，都昭示着市场和国家层面发生的实际变化。假如留心一下会发现，今天人们的视野关注、生活方式与十几年前已截然不同：网络几乎主宰百姓生活，数亿人在使用外国品牌的手机，国际连锁超市就在家门口，去星巴克喝咖啡，去7-11便利店买东西，去宜家家居买家具，与家人朋友一起过圣诞节……这些生活点滴变化，其实都是入世带给国民生活的变化。
知识产权、著作权等所谓的“软实力”让我们认识到了发达国家的“厉害之处”；入世十年，国人知识产权意识大大增强，关于知识产权的承诺基本实现，但与发达国家已存在几百年的知识产权意识相比，需要完善的地方还有很多
在入世之际中国做出的几项承诺之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承诺。而据商务部的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承诺已全部履行完毕，建立起了符合规则要求的经济贸易体制，成为全球最开放的市场之一。
中国文化部市场司官员指出，由于过去对文化产品过分强调其意识形态性，对文化法制建设观念比较薄弱，以致文化市场缺少完善的法制监管机制。针对文化市场存在的问题，国家相继出台了《著作权法》、《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电影条例》、《演出市场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规，再加上其他各种行政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基本上做到了文化市场有法可依，已经可以同外国文化产品竞争。
入世十年，我们的知识产权意识和品牌意识大大增强，即便是在资源共享的网络上，也经常可见“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的声明字样。资料显示，过去10年间，国内和全球147个国家在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的发明专利申请年均增长率超过22%，是同期全球平均增长率的5倍多。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激发了全社会的创造力，带来了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意识的“崛起”。
北京电影学院动画艺术研究所所长孙立军说，知识产权、著作权等所谓的“软实力”让我们认识到了发达国家的“厉害之处”，从中我们吸取了足够的经验教训，这也为我们在下一个五年计划的发展积累了必需的经验。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坦陈，与发达国家已经存在几百年的知识产权意识相比，目前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知识产权制度仍不够完善上。但他同时也表示，“面对尚存的问题，我们从来不回避，而是长期不懈地去努力解决，并且确实收到成效。去年10月以来，国务院部署在全国开展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专项行动，今年11月9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的意见》，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他表示，在短短的时间内，中国知识产权在快速发展，意识在快速提升，“我们认为这种势头还会继续保持下去”。
文化制造尚不能与大国形象相匹配，精神层面的发展还不均衡，不少还没有掌握人家真正的精髓，但未来将成为积极推动者与主要参与者；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如何更好地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己新的文化创造的活力和能量，是我们必须努力的
有专家撰文表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本世纪初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事件。中国在 10岁“WTO龄”的童年时代，已从开始融入贸易和投资全球化的适应者，逐步成长为一个积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
孙立军表示，入世以来我们在物质层面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在精神层面的发展还不均衡，以电影产业为例，我们一直在紧跟发达国家的步伐，但产业环境的整体发展还有较大欠缺，没有掌握其真正的精髓。与经济制造相比，我们的文化制造还不能与大国形象相匹配。
尽管如此，他仍表示，对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充满信心。“文化发展比经济发展更关乎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与前途，未来我们的发展需要符合国际文化发展的规律，但在此同时不能失去自身文化传统的特点。文化要先普惠性、大众性，再谈高端化、贵族化。”
未来中国的文化发展必然还将处于一个越来越开放的国际背景与全球视野之中。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在谈到入世十年的成就与展望时表示，未来中国将继续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则指出，文化产业不同于其他产业，它既有经济属性，又有其意识形态的属性。但只要我们在开放过程中加强管理，把握好方向，就不会有太大的风险。只要确保意识形态和政治方向不偏离，以既大胆又慎重的态度来对待文化产业的对外开放，我们的胆子还可以再大一些，思想更解放一些，这会为我国文化产业的繁荣，以及在经营理念、市场化运作方面逐步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带来积极影响。
加入世贸组织给予了中国人一个平等参与世界事务的新平台。一方面我们当然需要对于许多共同的人类价值的关切，另一方面我们同样也需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和个性；一方面我们顺应全球化的情势，抓住全球化给予中国的机会，另一方面则更加坚韧、更加自信而灵活地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在遵守规则的同时追求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张颐武说，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里程碑，中国入世给全球贸易发展提供了巨大助力，而这十年中国与其他国家分享繁荣并实现共赢。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入世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促进了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极大增强了中国发展的内在动力。“未来的发展中，中国更好地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己新的文化创造的活力和能量是我们必须努力的。历史没有终结，我们应该从容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