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将廖一梅视为中国最具才情的女子之一，而更多的人，视她的作品《恋爱的犀牛》、《琥珀》为爱情圣经。作为先锋戏剧的旗手性人物，她和丈夫——著名导演孟京辉被称为“戏剧界最佳夫妻档”，他们联手创作出的话剧作品诗意却又残酷，一度成为小剧场戏剧史上最受欢迎的作品。从1999年话剧《恋爱的犀牛》首演，到2005年的话剧《琥珀》、2010年的话剧《柔软》，廖一梅编剧的“悲观主义三部曲”无一不引起轰动和争议。
尽管所出的作品受到热捧，但对出书和写作，廖一梅素来谨慎，常常几年出一部作品。刚刚出版的新书《像我这样笨拙地生活》其实是被编辑逼出来的，“她跟了我十个月，光约见面就被我拒绝了三个月。”廖一梅说，自己是个不大愿意发言的人，而且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全民都争先发言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渠道，这个世界充斥着废话，‘沉默’大概是我能对大众或者对这个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而最终打动她出书的关键点竟是，“我以为出了这本书，就可以少说一些话。”——“这些年外界反复追问的话题，我都在书中给出答案。出了书以后，如果还有人想听我的解答，我就拿这本书给他看，你看我都回答了，你的问题没有超出我所写的。”不过书出版以后，她的计划落空了，“没想到出书后大家反而又开始一遍一遍地问‘怎么会这样？’”本想少费口舌，却得多做解释。
正因为如此，沉默的信奉者廖一梅才能出现在上周六的《北青读书沙龙》中，面对面地与读者分享她的笨拙生活。
关于新书：这是一次特别坦诚的裸露
《像我这样笨拙地生活》收录了廖一梅近年来最精华的文字和图片，包括散文、谈话录、小说及剧本中的经典台词，近百张精美剧照以及廖一梅和导演孟京辉在台前幕后拍摄的照片，其中不少是首次曝光。“叔本华有一句话‘对于人类而言，最大的安慰就是知道你的痛苦并不特殊’，我对此深以为是——书这种交流，其实真是超越时空、超越时间和空间。我通过看书或者观察感受那些艺术家、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所描述出的痛苦，并在其中获得了安慰，因此我也想借这本书使大家获得安慰。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廖一梅介绍，这本书是对读者一次特别坦诚的裸露，“在书中，我没有对自己的看法做任何掩饰，无论它是讨人喜欢的，还是惹人讨厌的。”她选择成为一个诚实的作者，尽量让作品中的每句话，都表达的是她对于生命、孤独、痛苦、爱情以及写作最真实的感受和看法。她透露，一开始出版社想出她的随笔，但她认为如果出版的东西不是大家多年后仍可以看、可以受益的，那就没有出版的必要。为此，她将以前一些很好玩的随笔都拿掉了，只留下那些她认为有价值的。
关于话剧：那是我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
从《恋爱的犀牛》到《琥珀》、《柔软》，孟京辉的话剧演一部火一部，而作者廖一梅却对这事看得很平常，“我从来没有为了赢得观众的喜爱或者是使它大卖，而技巧性处理过我的任何作品，无论是戏剧还是小说，我所写的每一部作品都完全代表我的观点。”在她看来，《恋爱的犀牛》就是她的“任性之作”，代表了自己“在更年轻的时候，荷尔蒙最高亢的时候、或者说是初始的生命力完好无损的时候，与世界对抗的那股冲劲，因此剧里表现的那种真实也是充满能量的——没有经过任何世俗权衡的东西是有生命力的，会跟人最本质的东西发生共鸣，所以后来会有很多人喜欢这部戏，到现在已经演了12年”；《柔软》则是写得最为艰难的一出戏，想了几年，写了一年。“许多人认为我这部戏很极端，但我认为只有这种极端的方式，才能挖到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我们每个人从小长大的过程，其实都是一个自我伪装的过程，你发现你做这样的行为会得到赞赏；那种行为却可能引起别人反感，你就会不断地纠正，表现出第一种行为，到最后每一个人都要被一个由世俗约定和各种意见组成的硬壳包裹住。《柔软》选择的方式就是剥掉硬壳，把里面最‘柔软’的部分袒露出来。这个过程中必然是疼的，坦露柔软也是有危险的，但对我而言，只有真实地面对自己，才能面对别人，面对这个世界。相反，如果有一天你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好人，一个完善的人，一个对大家充满善意的人，一个不用改变的人，那其实就没有什么好谈了，所以我说，我认为这是最坏的品质就是伪善，比恶更可怕。因为‘恶’其实还接近于真实，是伪善甚至连看清自己都不可能。”
虽然现在话剧火了，一年到头都不停歇，但廖一梅认为它仍然没有进入大众娱乐，“这个是它特别宝贵的地方，一旦进入了大众娱乐，它就要负担外界对它的要求，有利益、有取向，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我的每一个戏出来都有人说看不懂，但这一点我觉得没有任何探讨的必要。每次有人问，我都会说‘看不懂是你的事’，我不负责娱乐和老少皆宜，那样的东西对我来说，是耽误时间，我对‘笑一下’这种面部活动没有兴趣，戏剧应该是一种心灵肌肉的运动，不可能适应所有人。”
关于人生：我是特别固执地想在生命中看到奇迹的人
在与读者互动的环节里，很多读者向廖一梅倾诉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的挫折，以及做一个“文艺青年”的艰难，希望能得到她的“指点”。对此，廖一梅无奈地感慨，自己并不善于对某个人的具体问题进行指导。“我的道理都比较歪，生怕把人指到一条歪路上去，比如说我做这个选择，对我是危险的，但我愿意承担，我也许能把它做成；但对另一个人来说，那可能就是一个一辈子无法填补的深渊。说实话，我当初选择写戏，从来没有想过它能让我谋生。那时候，写戏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回报率为零的一个选择。没有人看好话剧，大家都说在网上，在电影院任何时候都能看到表演，为什么去很远买票，坐到一个剧场里来看演出？因此，我当时的决定肯定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就是我在这本书里所说的，笨拙地生活——在容易和困难之间，我通常是不会选择容易的事。至于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投入产出比——我付出多少努力，应该得到多少回报。大家通常会选择做回报率合适的事。这种事做成了那就叫成功。可是把一件回报率为零的事做成了，那就是奇迹。我可能就是一个特别固执地想在生命中看到奇迹的人。”
“当然，每个人都有生存压力，我之所以有能力选择笨拙地生活，也是因为我已经写出了一部能养活我一辈子的戏——《恋爱的犀牛》。但诚实地说，我在写的时候，没有怀有一丝拿它挣钱的心思，甚至都不知道它到底能不能用来演出，更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去看它。我只是非常想写它，也把所有的生命力都放进了写作中。后来，《犀牛》成功了，但对我它就是一次诚实的写作，至于引起观众的共鸣，那是意外的惊喜。所以我认为，‘文学青年’们也应该摆正心态，你写作不是为了让别人喝彩的，而是因为你充满了写作的欲望，一旦你怀了随时需要被人喝彩的心，写作就成了谋生的手段，毫无乐趣。”
文/本报记者 祖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