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瑞芳
12月11日，当代著名作家、女诗人柯岩因病去世，享年82岁。柯岩是现代著名诗人、剧作家贺敬之的妻子，她的诗歌《周总理，你在哪里》曾在“文革”结束后引起全社会的反响，并收入小学语文课本。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马瑞芳撰写本文，授予《解放周末》独家发表，以表缅怀之情。
柯岩大姐飘然而去。如果不是靠坚强意志和乐天派性格，多病的大姐恐怕十年前墓木已拱。听到噩耗时我想：幸亏2009年夏天中国作协举办了柯岩创作60周年座谈会！那次会的题词、发言感人至深。迟浩田将军说：“赤心为民多雅颂，华夏此树有几棵”；铁凝说，柯岩把美和爱献给人民，是中国当代文学一座富矿；阎钢说，柯岩是文学“千手观音”，刚柔并济、美丽动人。令我潸然泪下的却是文学圈外的发言，称柯岩“救命恩人”者，声情并茂地讲述，写过《癌症≠死亡》的柯大姐如何将数不清的癌症患者从黑暗的无底深渊引回生命的灿烂阳光下……
柯大姐用诗的语言致答辞：“我是我们祖国密密森林里的一棵小树，我必须像我的前辈老树们那样学习着为人民送去新鲜的氧气、片片绿荫和阵阵清风。我是我们祖国无边无际海洋里的一粒小小的水滴，我只有和我十三亿兄弟姐妹一起汹涌澎湃，才会深远浩瀚……”
跟柯大姐交往几十年，她爽朗的笑声、犀利的话语，定格在我记忆中。25年前那一天的事记得特别清晰，靠的是1986年9月24日字迹匆匆的日记。
柯大姐在电话里欢快地说：“你来了，小马？我这几天真念叨你呢，还不上我这儿来？ ”
我问怎么去？
“你坐二十二路车，在平安里换……我在家等你！ ”柯大姐把路径方位讲得清清楚楚。放下电话我想，你咋不派个车接我？后来知道，贺敬之有专车，柯岩出门办事却常挤公共汽车。
一进门我问柯大姐：“给你捎的信捎到没有？ ”
“什么信？哪个捎的？ ”大姐忽闪着明亮的大眼睛，困惑地反问。
“我们老乡啊！昨天请他带口信。”
“哪个老乡？ ”柯大姐更迷糊了。
“唉！就是那位……部长呗。 ”我真不愿意称诗人官衔，极不情愿地说。头天，贺敬之到我们会上讲话，我托他给柯岩捎信。
“老贺啊？一直没回家，在六中全会上呢。 ”
我立即随大姐称呼“老贺”，说道：“老贺说你现在 ‘水深火热’，外孙发烧，托儿所不要，你在家看着外孙写李可染连载呢。 ”
两位大诗人的家，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却又有种匆匆忙忙、应应付付劲头。近大门一侧的卧室干干净净，被子却没叠。我笑道：“这是 ‘红毛小狐狸’(韩美林给柯岩女儿画过红毛小狐狸)的房间吧？怎么乱得像狗窝？”柯大姐穿件绣花睡袍在几个房间跑来跑去，我跟在她身后各房间观瞧。书籍文稿摆放得整整齐齐的那间，是贺敬之的“辖区”；写字台和行军床上都是翻开的书、贺敬之感叹“趴拉出个窝儿，坐下来就写”的那间，是柯岩的营盘。一个3岁左右的男孩将各种玩具丢在地板上，电动鳄鱼伸展曲蠖，电动恐龙绕着鳄鱼团团转悠。柯大姐喜滋滋地说：“杨杨啊，怎么把外公这儿搞得这么乱啊？ ”真弄不清，她是在责备还是赞扬？
电话响了。柯岩拿起话筒，听了几句，就说：“您等一等，我拿支笔。”我连忙从大写字台上拎支钢笔递给她，继续好奇地瞧诗人的藏书，柯大姐在那儿说：“噢，是这样，……哪一句不要？……再增加这几个字？小马，快把那支铅笔递给我。”原来她的钢笔不出水啦！而来电话的老爷子不厌其烦一句句订正事实，柯大姐忙里偷闲捂着话筒招呼一句：“对不起小马，老人嘛，讲的时间就是长。 ”
真想不讲礼貌抓起分机，听听画坛巨擘李可染跟柯大姐说什么！
柯大姐在给人民日报写李可染，每天发一段，已写好二十一段，每段一千二百字，自成故事，合起是诗人传，真是个本事！想写李可染的真多，可老人有自己的选择。有次画展，李可染被一群人围着，正应接不暇，忽见柯岩从旁走过，立即点手把她叫过来说：“咱们是不是得写点儿什么啦？我都八十岁啦！ ”当然要写，柯岩计划中有为李可染写传，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们就曾详谈……哦，柯岩有多少类似积累？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工读学校教师学生都知道来了位 “冯老师”(柯岩本名冯恺)，跟普通教师一样给学生上课、交流，只有校方知道冯老师是大作家。而冯老师的经历，二十年后成了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我问大姐：《寻找回来的世界》是采访而得吗？大姐以问答：“你以为好作品可以靠专门采访得吗？ ”我乐了，怎么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好的，这儿……那儿……”对话还在继续。我置身软软的沙发，好玩！这是什么新颖沙发罩？分明是块花布，分明没罩严实，分明一边长一边短，终于耐不住伸手摸摸……我的手给扎了一下，哟！真有才啊，柯大姐用大头针把花布别沙发上了！
海阔天空聊许久，柯大姐进了厨房，说：“小马，你把门关上，我给你做饭，不要叫烟熏着你。 ”我宁可进厨房一块儿干。柯大姐却什么也不让干，我就在一边瞅着，不大放心地问：“你炒什么？ ”
“肉片烧芸豆啊。我炒得好吃着哪。 ”柯大姐用唱歌样的声音回答。不管多普通的话，由大姐说出来总那么好听，说着还满面春风地回头一笑。
“你总知道我是来开什么会吧？ ”我故意逗“小迷糊阿姨”。
柯大姐一边翻弄着炒勺里的菜一边说：“你不是来信说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呀。 ”
“那你怎么给回族炒猪肉片？看来咱们得去民委打场官司啦。 ”
“啊？！你不吃猪肉？ ”柯大姐惊讶极了。我也惊讶极了。我们一起到青州一大圈儿，同桌共吃好几天，她竟没注意我的饮食习惯！ “哎呀！我给你换锅！用洗洁精和热水洗干净，炒西红柿鸡蛋！再给你开牛肉和鱼罐头。这盘芸豆留给老贺吃吧！ ”我说：“我信不过，得看看‘小迷糊阿姨’的罐头过保质期没有？可别吃了屙肚子！ ”柯大姐哈哈大笑。
柯大姐正做“大厨师”，有人来给她送请帖，是公安部邀请她参加讨论文学创作的会，还请了费孝通、雷洁琼。公安部为什么关心起文学创作来？原来，据一些死刑犯交待，他们中有人是看迷了当前一些时髦小说，走上流氓犯罪道路。有人具体交待：他看了某小说男劳改偷看女劳改洗澡描写后，也去爬女浴室窗户……柯大姐对来人说她很想去参加这会，她有很多想法早就想说，可实在遗憾，这几天外孙没人看。来人失望地走了。
“你瞧你瞧小马！文学作品都成了教唆犯了！人家公安部要求讨论！为什么这样的作品文艺界还吹捧？为什么不让说批评意见？”柯大姐气呼呼地说，“动不动就说，你们不让人讲话。不让人讲话的是谁？其实是他们不让别人讲。马列主义，就是作为一家之言也有存在的权力嘛！怎么现在我一讲观点，就说‘你围攻’，到底是谁围攻谁啦？我不管！我就讲马列主义，我就讲文学作品必须用真善美鼓舞人、教育人，我在大学里讲，我到哪儿都照讲！ ”激情洋溢，口若悬河，活像《红楼梦》说的“倒了核桃车”！我不禁想，柯大姐不到大学当教授真瞎了材料。
杨杨一直在看录像。柯大姐说：“他很乖。我说怎么办啊？婆婆这么忙？他说我帮你好吗？我说杨杨自个儿安静地玩一会儿就是帮了婆婆的忙了。 ”
吃饭时卡通片给关掉了。柯大姐很会喂孩子，“杨杨吃一口”，“杨杨再吃一口”，“杨杨吃最后一口”，那小子终于不干了：“婆婆，怎么总要再吃 ‘最后一口’？”小娃娃找出大诗人的语病，柯大姐只好停止劝饭。杨杨躲进外公房间，半天没动静。我打开门一看，男孩在啜泣，我失声惊呼：“杨杨怎么掉起‘瓜子’来了？ ”
“我的龙找不到了！”柯大姐闻讯，马上跑进书房从录像带上找恐龙。男孩眼泪汪汪地等着，总算，找出来条小狗，柯大姐哄杨杨道：“小狗就小狗吧！ ”
多病的大作家为什么还得亲自看外孙？因为阿姨刚走。本来两家合用保姆，每家干半天，另一家不满，辞了，阿姨没地方住，柯大姐只好也辞。我说：你家好几间房子呢，还没地方给住？大姐说：两人都有客人，这一摊在这儿谈话，那一摊在那儿谈话，客人一聊就十一、二点，让阿姨住哪儿？我听了直叹：真是大有大的艰难去处啊。
客人为何喜欢在大姐家一聊聊到十一、二点？恐怕还是因为大姐太有趣太可爱了。我曾对孩子说：你们搞当代文学，像柯岩这样诗歌、报告文学、长篇小说、电视剧，样样通、样样精、样样达当代文学制高点的，找不出几个吧？可照我看来，跟柯岩聊天更有意思，听她兴之所至，信马由缰，才知道什么叫思维敏锐？什么叫口吐莲花？什么叫机智聪慧？
有次我和资深编辑杨晖一块去看病中的柯大姐。记不清大姐是要切还是已切掉一个肾？我们刚坐一会儿，她就跑好几趟卫生间。三个人聊得极开心，正笑得声震屋瓦，贺敬之回来了。他一进门，阿姨就跑他跟前嘀咕。贺敬之接着走过来，对我们寒暄几句后说：“怎么啦柯岩？听说你已经大说大笑两个多小时，是不是该休息一会了？ ”
这不等于下逐客令吗？这老乡太不像话了！我悻悻地想。我也理解平素礼貌周全的老贺确因妻子病重才如此，正想告辞，柯大姐笑吟吟从沙发上起身说：“哎哟，我是得休息一会儿了。老贺，你继续跟她们聊！ ”可怜的大忙人贺敬之，不知刚从什么重要会议上回家，想好好歇歇，却不得不耐下心听我们满嘴跑火车。
李希凡大师兄曾跟贺敬之同事，应尊称柯岩“嫂”，大师兄创造个称呼曰“炮大嫂”，还说：“这么多年，‘炮大嫂’火力一点不减。 ”柯大姐是文艺界有名的“炮手”，是“敲锣打鼓的马列主义者”，旗帜鲜明、热情似火，从不隐瞒观点，从不躲躲闪闪。因为她太强势，有人想煞煞她的风景，先是说《周总理你在哪里》不是柯岩写的，这事丁宁大姐写过文章批驳。后来有人说柯岩的电视剧闹那么大动静靠的是“枪手”。有次我问柯大姐：“有人说《寻找回来的世界》写得 ‘还可以’，经过年轻剧作者改编才点铁成金、轰动全国。那‘年轻剧作者’是谁啊？ ”大姐边笑边说：“那‘年轻剧作者’就是小可(柯)的化名啊！ ”我笑得茶都喷出来了！
柯大姐来呵护外孙前几个月，在青州大寿诗会上，我对大姐感叹：“我上学时背诵《小迷糊阿姨》，现在我人到中年，大姐怎么比我还忙活？”柯大姐笑道：“要不你还叫阿姨？ ”我斥道：“想得倒美！ ”
接下来几天我把柯大姐的文学经历问个底儿掉。柯大姐从1948年在苏州上大学说起，把如何写儿童诗、报告文学、长篇小说娓娓道来。她说：“我写《周总理你在哪里》，是整个儿觉得，就是不能活了，唯一的希望在周总理身上，可是总理去世了！我写了很多稿，酝酿了很久，直到1976年11月青艺演出才定稿。现在有人说是儿童诗，有人说是成人诗，爱说什么说什么，甭去管它啦。 ”我对大姐说：“说是‘人民的诗’最合适。所以《当代文学史》说这诗‘把全国人民胀满肺腑的怀念倾吐无遗’。 ”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大姐说：“作为无产阶级这样一个进取的阶级，进取，不断地创造，是最高级的美，最有力量的美。 ”我写篇长文《创造应该是最有力量的美——和柯岩对话》，发表于1987年《文学自由谈》，杨晖责编收进我第一本散文集《学海见闻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