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26日电 26日，文化部官方网站发布文化部部长蔡武日前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全文如下：
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 蔡 武
(2011年12月15日)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以全会形式专题讨论文化问题，第一次以中央决定的方式对文化建设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决定，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几个第一次，决定了六中全会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特别是文化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10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通过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刘云山同志讲：“这一天是我们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同志们的重大节日，要记住这一天通过了一个这样的决定，标志着我们国家的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这两个月，我们按照中央部署到全国各地对六中全会精神进行解读、宣传，确实感到全党、全国上下对文化建设的关注度、热度是空前的。我担任文化部部长已经快4年了，正好赶上国家文化发展历史上的最好时期。第一，党和政府对文化越来越重视，大家对于文化建设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认识越来越统一，这是十分难得的。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曾经有过很多讨论和说法，但在这次六中全会上，全党达成了共识。第二，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为文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文化建设是第二性的，物质生产是第一性的，文化发展不可能脱离经济的发展。过去文化建设落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国家没有摆脱贫穷落后，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国家有了实力，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财政收入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文化建设提供了雄厚的基础，使我们有可能在文化建设上有大的投入，也产生了巨大的文化需求，这两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文化发展，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第三，经过长期的不断探索，我们初步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引起了整个社会所有制结构变化、社会结构变化，利益格局不断调整，思想观念逐渐变化，文化领域也随之发生激烈变动。如何主动适应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走出一条文化发展的新路，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我国的文化改革起步较晚，2003年试点，2005年全面铺开，经过不断实践，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上取得了重大成果。今年，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我们对文化发展道路做了解读，进行了理论阐述，这就形成了六中全会上关于文化发展道路的表述。这是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面对全面对外开放、深化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面对整个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的新形势所作出的新的科学判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成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的新发展，反映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这说明，在把握社会规律的基础上，在把握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础上，在把握文化发展特殊规律的基础上，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符合时代潮流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同时，通过不断探索、科学总结，我们也深刻认识和找到了文化发展和文化改革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这就为解决问题、推动工作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文化方针政策越来越符合实际，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符合广大文化工作者和老百姓的心愿。改革开放30年来，现在是贯彻“双百”方针的最好时期，是大力推动文化发展的最好时期，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最好时期，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最好时期。最近一段时间，从事宣传文化工作的同志们普遍深受鼓舞，士气高昂，但也感觉压力很大，担心能不能担起这个担子。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新形势下，我们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埋头苦干，努力奋斗，把六中全会提出的宏伟目标真正变成实实在在的美好现实。
清史纂修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部党组一向十分重视。去年，文化部重新组建了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之后，又充实了干部队伍，调整了管理体制。一年多来，同志们认真贯彻落实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精神，特别是针对大部分稿件陆续完成、审改工作已经启动的新形势，总结近几年来的清史纂修工作，研究工作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编委会到清史办整个队伍勤勤恳恳、踏实工作，推动清史纂修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进一步提高做好清史纂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今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的通过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文化上的高度自觉，对于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决定》强调，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决定》的这些重要精神不仅为我们做好清史纂修工作指明了方向，而且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优秀传统文化有两个新提法，一个是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另一个是在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上下功夫。《决定》提出，文化建设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并将其贯彻到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是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特别是要在传承体系建设上下功夫，建立一个完整的传承体系，使之成为绵延不绝的民族血脉。所以，《决定》的重要精神为我们做好清史纂修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下一步工作中，编委会和清史办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以《决定》确定的方针政策、原则和贯彻其中的文化建设新的指导思想、理论来武装自己。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民族，自古以来就高度重视并善于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智慧。古人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亡其国也，先亡其史。我们的古圣先贤们早就深刻认识到了史学在传承文明、治理国家、教化百姓、敦厚民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历代封建统治者也十分重视修史治史，给我们留下了二十四史和大量的历朝实录。这些历史记录的系统性、连续性和完整性举世无双。我们的祖先留下的浩如烟海的各种典籍，既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见证，又是我国史学发达的生动写照。在世界文明史上，曾经存在过很多古老而灿烂的文明，但这些文明大多或中道衰落，或走向灭亡，只有中华民族能够几千年巍然屹立、薪火相传，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勃勃生机，这与我们民族重视历史和善于学史、治史、用史的优良传统是分不开的。
清代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占有十分特殊的重要地位。清代距离今天最近，对现实生活影响较大，与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紧密相关，有很多经验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和汲取。比如，康熙皇帝在处理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用兵噶尔丹、对俄战争等一系列重大政治、军事问题时，表现出很高的政治和军事智慧，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先易后难，以战促和等正确的战略思想，取得了重大胜利。又比如，清朝治理国家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善于团结各族人民。毛主席就曾说过，清朝的统一战线工作是搞得好的。中国的版图也是到了康乾时期大体确定下来，我们要处理边疆问题、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就要搞清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因此，纂修清史，意义十分重大，现实也十分需要。
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和继续。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又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做好清史纂修工作，认真研究并全面如实记录清代的历史，既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对历史、后人的政治交代，又是我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科学总结历史经验、资政襄政、服务社会、教育人民的必然要求。我们一定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政治的高度，进一步提高对清史纂修工作的认识，进一步提高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更高的热情、更大的干劲，塌下身子，努力工作，不断推进清史纂修工作向前发展。
二、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
清史纂修工作启动之初，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清史〉纂修工作方案》就已明确指出，要“完成一部能反映新中国理论水平、学术水平、科学水平的《清史》，使之成为新时期学术发展、文化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成为能够反映当代文明水平的传世之作”。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和目标，确保这一要求和目标实现的根本所在，就是始终不渝地坚持质量第一。
坚持质量第一，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科学正确的学术方向。有的同志可能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理论指导，会不会干扰研究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而事实是，脱离理论指导的所谓“纯学术”从来就没有过，没有明确而正确的思想指导，所写的历史不仅可能成为流水账和断烂朝报，而且可能会因为没有理论指导、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歪曲历史。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指导，我们才有可能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真实反映清代的历史。
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清史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就是要坚持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的宗旨，坚持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认识和研究历史，写出的历史是给人民看的；我们所写的历史不再仅仅是帝王将相史，而是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史和社会实践史，这是与以往的历史所完全不同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要按照马克思主义所深刻揭示的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基本原理去认识历史、认识社会，正确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的内容极为丰富，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这些基本原理和方法我们早已耳熟能详，我们的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实践和修史工作。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说到底，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过程就是从客观到主观，再从主观到客观的过程，也就是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辩证过程。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概括和最为凝练的表达，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高度统一，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和社会历史观的有机统一。这个统一落到实处，就是要统一到纂修清史的具体实践之中。如何针对清史纂修的工作实际，坚持、实践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认识社会、认识历史和进行清史研究，是篇大文章，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探索和不断实践。
坚持质量第一，就是要认真总结编史经验，发扬光大优良史学传统。我们的先人在编史的过程中不仅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史学巨著，也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编史经验，形成了优良的史学传统。早在先秦就有“秉笔直书”“书法不隐”的主张，并将其作为史家的基本要求和评价“良史”“信史”的基本标准。自汉代以来，我国史界就形成了“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唐代的刘知几提出了著名的包括史才、史学、史识在内的“史才三长论”，清代的章学诚又在史学三长之上加入了“史德”，就是说，优秀的史学家必须具备德、才、学、识四种素质、四样本领。从书法不隐、实事求是到史才四论，这些都是我们的古人对修史的深刻认识。同时，不论是搜集史料，还是研究分析和科学表达，都需要做长期扎实的努力，付出极为艰辛的劳动。任何一部名垂青史的伟大著作，无一不是史家德才学识的典范，无一不是长期艰苦努力的结晶。
在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下，即我们在纂修清史过程中如何坚持正确、严谨的治史态度，良好、端正的学术风气问题。清史纂修是一个世所关注的重大工程，也会在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我们治史者要把清史做成经得起时间、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信史，必须坚守治学之德，必须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要坚决反对抄袭行为，抵制学术造假，防止粗制滥造，我们不但要对国家、对社会和对人民负责，也要对自己的学术诚信和学术声誉负责。
我国史学还有一个传统，就是集体著述、官方修史。与个人著述不同，官方修史、集体著述，自然就带来一个参修人员的相互配合和管理问题。比如，唐代设馆修史成绩很大，撰成《晋书》等八史，在二十四史中占了三分之一，但同时也暴露出众人共成一书，水平参差不齐，修史职责不明，编目次序颠倒、内容体例前后矛盾等问题。宋、元史的编纂也出现过类似问题。《宋史》所存资料非常丰富，本来是有可能编好的。比如，元灭宋时，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南宋国史馆的丰富藏书全部为元所有且民间藏书丰富，当时有人就曾上奏建议搜访遗书，并开列了150多种书单。之所以编得不够好，一是时间太短，用了两年半，二是选非得人，撰写者大多为道学家，不精天文、律历和地理，三是不集思广益。编史之初，当时的文坛巨子苏天爵即致书总裁官欧阳玄，围绕着修史的指导思想、史料准备、观点统一、人员选拔等7个重大问题提出了尖锐而中肯的意见。但这些意见未及研究就仓促上马。在编史过程中，史官有不同看法，也不进行研讨，而是各自撰述，统交总裁官直接改定。所以，《宋史》问世后就被后世讥为“芜杂”，之后，主张重新撰写《宋史》的代不乏人。《元史》则是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即告修成。有人认为，修史时间太短是造成《元史》出现列传互相矛盾、本纪详略不均等许多纰漏的主要原因。但《四库全书总目》的批评却更能抓住事情的本质，说：“《元史》之舛驳，不在于蒇事之速，而在于始事之骤”，就是说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充分，没有认真策划，便急于上马，于是才有了后来的《新元史》。而《明史》却因体例精善、简明清晰、叙事得当而受到肯定。《明史》编得较好，主要原因是史料充足、选人得当和管理到位。
我们今天的清史纂修工作也是国家修史、官方修史。早在上世纪60年代，白寿彝同志就提出，要对传统史学的编纂思想、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的发掘、分析和研究。这个意见十分重要。在编史过程中，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认真研究历史编纂史，深入分析以往编史的思想和具体做法，科学总结编史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继承发扬优良史学传统，大力弘扬优良史学精神，并把这些好的经验、传统和精神贯彻到我们的具体工作之中。
坚持质量第一，就是要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在史料发掘和研究上下更大功夫。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就是坚持历史研究要立足史料，从最大可能地占有史料出发，高度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工作。编修史书必须以充分掌握丰富、翔实、准确的史料为基础，然后进行艰苦细致的研究工作，没有史料的史学家就好像无米的巧妇。清代的基本历史事实是清楚的，但有些史实自清以来即有不同记载，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存有悬疑和分歧，而且在不少重大事件和人物评价上还长期争论不休，这都需要我们通过发掘新的文字史料甚至器物遗存来证史、补史和校史。这需要我们下大功夫。清代遗留下来的各类史料数量极大，其丰富和完备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仅档案一项留存于世的不下2000万件之巨。清史编纂工作启动以来，我们在文献资料的整理上投入了很大精力，现已整理出档案200余万件，即使这样，也只整理了档案总数的十分之一，而且由于我们边撰写边整理，还存在利用率不高的问题。
有清一代浩如烟海的史料，既是历史事实的客观见证，又是我们认识的对象。古人说：“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在史料的发掘上要兼收并蓄、细大不捐，建立在丰富、可靠和确凿的史料基础之上，我们得出的结论才有可能站得住脚，不然就会沦为无根游谈。我们不仅要对史料进行艰苦的搜集、整理工作，还要做更为艰苦的考证和研究工作，这是一个发隐抉微、钩沉考逸的过程，一个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过程，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一个透过现象逐渐走向真理的过程。
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就是坚持历史研究要把史实的记述和评论有机地统一起来。衡量一部史书写得好不好，其中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能否做到史与论的有机结合和统一。这个统一，是史实和理论的统一，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与人的主观认识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是一门大学问。在我国古代史书中，既有含蓄的春秋笔法，也有直白的论赞，这些都是史论结合的具体体现。史料本来是死的，但是史家通过对史料的采用、剪裁和记述，把自己的是非、好恶、褒贬通过这些史实表达出来，这时的史料就鲜活起来，有了生命，这就是春秋笔法的魅力所在。在《左传》中有“君子曰”，《史记》有“太史公曰”，《资治通鉴》有“臣光曰”，这些论赞并非长篇大论，而是言简意赅、提要钩玄。正是通过这些依事论理、阐幽发微的论赞，对整部史书起到了言志载道、画龙点睛的作用，表达了史家的史观和感情。
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就是坚持历史研究要探索规律、发现真理。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是继承传统、总结经验、古为今用。丰富可靠的史料只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前提和工具，衡量历史研究的水平，主要还是看是否根据这些史料得出正确结论、揭示历史规律。只有发现了历史的规律，才掌握了历史的本质和精髓，完成了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