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化学者 余秋雨
文化是一种有生命感染力的精神价值，它往往以一种美好的形式在社会上传播
各位朋友下午好！首先要祝贺韩美林在这么重要的地方举办了一个如此辉煌的展览。
我的腿坏了，是一瘸一拐从上海过来的，而且坏的地方和美林是一样的，在左膝盖。我想，我是用这种方式来“朝圣”，来观看他的展览。(全场笑)人是平等的，但艺术是分等级、分层次的，在艺术世界里，只要韩美林有召唤，不管腿好不好，身体好不好，我都会过去。我这个人是怕热闹的，只要是热闹场合，我一般都会躲开，但美林对我来说是例外。
对于韩美林的艺术，我想说一些我的感受。我想，所有进入韩美林艺术展览大厅的人，不管是在北京、杭州的韩美林艺术馆，还是这次的展览，心中都会想到一个现在很少用在当代艺术家身上的词汇，叫“伟大”。这是一种真正的伟大，让我们魂魄俱夺，这种恢弘的气势让你怀疑它产生在当代，也让你怀疑它产生于一个人，当然他有他的合作团队，但主导的灵魂人物还是他一个人。这是一种罕见的伟大。
我一直认为，艺术并不是在哪个部门的指挥下繁荣起来的。前不久，大家可能看到过我的一篇文章，很多地方都转载了。我在台湾演讲，内容是《富春山居图》，我把它和宋代的宫廷画做对比，宋代时期的朝廷很重视宫廷画院，其中也出现了一些不错的画家和画，但是怎么能够和看起来“非常糟糕”的元代的黄公望相比？他是一个人，没有任何经济支撑，没有任何传媒关照，几乎什么都没有，但他做出了一个大格局，直到今天还会造成海峡两岸的轰动。
艺术的伟大和我们想象当中的外向的伟大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韩美林所创造的伟大，我们不要做一般意义上的笼而统之的划分。我觉得他是汉唐雄风在当代的展现。
我们现在在拍卖古董书画的时候，往往是不分优劣的，一些清代或者明代的画作其实在艺术水准上并不佳，但由于拍卖师和所谓鉴定专家的夸张语言，我们就把坐标颠倒了。譬如，我看到有些栏目里面把乾隆皇帝的字说成是中国最好的字之一，这就是胡言乱语了。
真正让我们感到激动的是汉唐的艺术，如果说得早一点的话其实和商朝有关，商朝所留下的鼎、玉器和甲骨文的魅力，给中国艺术奠定了最初的审美信号。在这之后尽管是连年战乱，但是这种信号一直都没有断，到汉朝就形成了一种雄风。这种雄风是由各种原因形成的，这里面极其重要的成果就是气魄宏伟，充满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是这样的，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看到都会震撼，不管是懂不懂艺术的人看到后都会眼睛一亮，这是一种艺术强大的生命力。
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一种有生命感染力的精神价值，它往往以一种美好的形式在社会上传播。我们并不否定很多世俗的作品，但是千万不要把世俗的东西等同于伟大，更不要用世俗的作品来否定伟大，如果那样的话，这就是个可悲的时代。
我之所以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感到有一点悲凉，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经常会在一些空洞的、无价值的、外行的文化思维和文化话语当中，把低俗的东西和伟大的东西完全混为一谈，或者大多数是躲避回答，这样一来，一个那么伟大的民族，那么广阔的文化生命力就会越来越弱。在这种情况下，幸好我们拥有很多了不起的艺术家，幸好我们拥有韩美林，让我们汉唐的雄风能够延续下去。
民族文化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和世界接轨，它们本来就是融合在一起的
我记得在杭州韩美林艺术馆开幕的那天，冯骥才先生说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这是一个人的敦煌。 ”我今天要和一句：“一个人的敦煌，千年后的汉唐。 ”(全场鼓掌)
在讲到汉唐的时候，我们不要把汉唐文化看成是想象中非常狭隘的、带有书生气的文化。韩美林从尼泊尔、印度回来才几天，就开始雕塑吉祥象，就是我们这次在展览大厅看到的那两个巨大的雕塑作品。这个作品中有中国元素，也有以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一带为中心的佛教审美元素。
大家有没有发现，韩美林所雕刻的美女，我们确实可以在印度的洞窟当中看到，但是这些洞窟人体的准确、柔美、坦荡，却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亚历山大东征的时候，希腊的雕塑家到了印度一带，就在现在的巴基斯坦出现了一种叫做犍陀罗的艺术，这种艺术把希腊对于人体的准确雕塑和东方的佛教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传到中国后，中国的佛教艺术就有了很好的雕像。在犍陀罗艺术出现以前，印度是没有这样的雕像的，它们往往是以塔、荷花等吉祥物作为佛教的象征。对此我专门去考察过。从这个意义上，韩美林身上吸收的不是纯粹的、我们想象中的一种狭隘的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和世界接轨，它们本来就是融合在一起的。
讲到这里，我必须说一个历史的关节点，那就是在公元5世纪，在中国文化史和艺术史上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看到韩美林的吉祥象时，就想到了这件事。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当时在地球上有两个帝国非常重要，那就是西半球的罗马帝国和东半球的中华帝国。罗马帝国灭亡后，进入了长达1200年的黑暗的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也就是说，我们在唐代、宋代以及明代的时候，西方一直处在黑暗的中世纪。
中国那个时代的辉煌是怎么来的？它来源于一次非常重要的转型。我们也是在公元5世纪的时候，进入了一个时代，叫北魏。北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艺术时代，它的首都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当时叫平城。北魏有一位年轻的帝王叫孝文帝，他一方面非常尊重中华文明，但另一方面，在他这位鲜卑族统治者看来，我们以诸子百家为基础的文化有两个毛病：一是太书生气，没有马背上的雄风。马背上的雄风在以前是没有的，这必须由少数民族，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胡气”带入。那种旷野感，那种天苍苍野茫茫的辽阔感，是我们中原的诸子百家所不具备的；第二，我们的诸子百家文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不了解世界上还有其他文明，不知道要和其他文明对话、交流、融合。这一点，孝文帝做到了。他自己是马背上的人，当然知道天苍苍野茫茫的魅力，同时他觉得既然做了汉文化的学生，为什么不能做印度文化的学生、希腊文化的学生，为什么不能做波斯、巴比伦文化的学生？
所以，我们如果去看公元5世纪的云冈石窟，就会惊讶地发现，其中有希腊廊柱，有希腊雕塑家的高鼻梁雕塑，有波斯的石刻，还有巴比伦的石刻。孝文帝克服了诸子百家的狭隘性，克服的方法，就是艺术。这个时候就给我们一个信号，中国不会像罗马一样走入中世纪了，中国马上就要伟大了。果然，在一百多年后，隋唐帝国建立起来了。
云冈石窟最后一块碑是我写的：“中国由此迈向大唐。”也就是用艺术的方式迈向大唐。在我看来，正是这最关键的用艺术的方式克服诸子百家的弊病，让中国文化完成了转型，从而进入了了不起的时代。
在寻找传统的时候，不要有排他性，应该给它生命力
在韩美林身上，我们看到了世界各国文化优秀的东西，特别是东方文化最优秀的东西，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种“胡气”。他画的彩色的马完全是唐代风格到现代感的一种速度感、动态感的体现，极静，如佛教般静；极动，如鲜卑族将士身上的那种动。所以，我所说的千年后的汉唐，是一个辽阔的汉唐，并不是我们现在有一些文化学者思考中的仅仅是古代的一些古书。我们的伟大是吸取了世界上很多优秀的东西，吸取了少数民族很多好的东西，吸取了静感和动感。静感我们还不够，还要向喜马拉雅山脉彼岸的佛教文化吸取，动静组合成一种真正的伟大。
我们看韩美林作品的时候会有一种历史判断，历史判断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在讲传统的时候一定要寻找最好的传统，在寻找传统的时候不要有排他性，在寻找传统的时候应该给它生命力，在寻找传统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按照我刚才的讲法叫寻找它的伟大。否则琐碎的小文物在电视里讲了好半天，一首写得半通不通的古诗，只要是文言文你就觉得了不得，就完全搞错了。
去年我的朋友魏明伦先生叫我参加他的研讨会的时候，我说在魏明伦身上我看到了从关汉卿开始的元杂剧的风范。大家不要小看元杂剧，它在文学水准上远远超过昆剧。 《西厢记》《赵氏孤儿》里都有一种粗犷的生命感，它们组合在一起就有一种了不起的生命力。韩美林是把这种生命力用极大的速度感、色彩感、造型感、装饰感组合在一起，让当代人觉得我们民族文化的伟大，这份伟大一定是动感的。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在进入韩美林的展览馆的时候，会有一种狂欢的感觉，一种传统文化能够让我们狂欢是了不得的，而这又是他个人所造成的，这一点非常了不起。不管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真正的大作品一定是以个人的方式完成的，这是生命哲学给我们的启发，一个完整的生命才能完成自己边界性的站立。不要小看一个生命，他就能完成大作品。我们很难想象有一个集体创作能够创作出大作品，虽然暂时可能，但时间长了肯定不行，因为它缺少生命的诱惑，而生命的诱惑往往是单个完成的，这是艺术和其他领域的文化不一样的地方。
在这里我不能不又一次感谢美林，你创造了一个时代的奇迹，其实也是历史的奇迹——用你的生命把古代的东西表现得那么壮观，那么让我们激动。
我们往往是用一些概念和说教，而没有用极富感性的文化感动其他民族的人，包括感动我们的后代
最后要讲几句话，为什么中国文化总是让老外产生隔膜。现在很多外交隔膜其实是文化隔膜。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德国发动的，但现在世界上对德国的误会反而很少。我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要么是受害者，要么是站在正义一方，但是世界之所以会对我们产生误会，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德意志民族有歌德，有贝多芬、巴赫，有黑格尔、康德等等这些在文化艺术领域让人们感动的大师，他们的艺术作品让人和人的心感动，所以大家觉得德国出现了希特勒只是德意志文化中的杂质。但是我们往往是一些概念，一些说教，而没有用极富感性的文化感动其他民族的人，包括感动我们的后代，所以我们说得再重要，用的形容词再多也没用。
韩美林给了我们启发，他的作品以及类似于他的作品如果能够不断地呈现的话，人们对中华文化的感悟就会大大不同。不会像有些美国教师跟我讲的，他们为了了解中国文化，看了几部翻译成英文的古装宫廷剧，一看，把他们吓坏了，里面的中国人全在搞阴谋，而且还会功夫，越想越恐怖。 (全场笑)如果他们看到美林的作品，对中国文化的感觉就会完全不一样了，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善良，充满生命力。而生命力的每一部分，都是让人们感到惊喜的。
我们不要责怪谁，只能责怪我们的艺术创造还不到位，只能责怪既能让我们汉唐的先辈点头，也能让下一代和外国人感到欣喜的作品还太少。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很多欧洲人衣衫褴褛，家里的房子都还没有修复，就到音乐厅听音乐会去了，他们听的是贝多芬的音乐，他们没想到贝多芬其实和希特勒是来自同一个民族。一个民族的艺术让他们恢复了心理的健康，艺术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
我非常希望中华民族的艺术能够像韩美林先生一样以更多感性的形式、感性的力量，让大家真正感到震撼，这样的话，我们的中华文化就会迎来一个更好的时代。 (全场鼓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