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金陵十三钗》:生命尊严始终是严歌苓小说主题

　　《金陵十三钗》：生命的尊严

　　严歌苓的小说《金陵十三钗》从中篇到长篇，具有惊世骇俗的思想内涵和丰富精细的构思技巧，其写作范式基本上属于世界现代潮流，如把对立面放在一起相互映衬或反衬，高贵与卑贱、战争与人性、宗教与俗世、纯洁诗意与藏污纳垢等等，既强烈对比又泯灭界限。在这诸多对立而又共在的范畴中，我认为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各种叙事和影像中，《金陵十三钗》的特色在于昭示了生命的尊严，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最大的罪恶就是蔑视生命，与战争相对立的最高范畴是生命。如果说这个作品写的是“特殊女人”的侠肝义胆，那么西方小说《羊脂球》、中国戏剧《救风尘》都已是曲折有致的先例；如果说作品的深意在于表现风尘女子的高贵品质，那么赵玉墨的形象并没有比朱帘秀、李香君、小凤仙或茶花女更光彩夺目。古今中外写“特殊女人”在特殊情境中的仗义和高标，已成最有魅力的文学母题之一。惟有把妓女与童女、世俗与宗教并置交融才称得上新潮流，这也是严歌苓苦心经营之处。作为描写南京大屠杀的独特文本，《金陵十三钗》的能指和所指颇为丰富和复杂，就我个人而言，读来深深感动的是在战争背景中透露出来的生命尊严感。军人、神父和娼妓都把对生命的捍卫看成是最高原则。

　　小说写南京大屠杀，却从我姨妈书娟的初潮写起。初潮这种女性体征再怎么被视为污秽都与血气充盈的生命有关，而战争再怎么以冠冕堂皇的理由遮蔽都赤裸裸地与死亡直接相连。小说虽然没有正面描写战争，但笔墨所及无不是血腥杀戮和生灵涂炭。战争既是毁灭生命的极端形式，也是人类犯罪的极端形式，而南京大屠杀又是古今战争中的极端罪证。人类的利益争夺和矛盾冲突一旦发展为侵略战争，诉诸最高形式的暴力，再怎么辉煌的借口，人也就异化为非人，而捍卫生命则是一切生物的本能。在生命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小说把妓女、童女、神父、军人，把中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并置交融的基础。美国英格曼神父主持的教堂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处于中立立场，但是面对中国军人一息尚存的生命，他违背了中立的世俗政治规则，面对13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他放弃了不收留淫邪妓女的宗教戒律。小说写到英格曼神父一见王浦生缠满绷带的面孔，整理编辑得极其严谨的拒辞出口却变成“本教堂可以再收留诸位几天。不过，作为普通难民在此避难，诸位必须放弃武器”。如果说教堂代表了西方人所谓上帝如同中国人所谓上天，那么其宗旨必然与世俗的残酷战争背道而驰。而如果上帝无意或无法阻止一场灭绝性的大屠杀，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那么能够自救的只有人类自己。而这个大写的“人”是不分职业、身份和肤色的，维护生命的尊严使人性和神性都获得尊严。这就是《金陵十三钗》的启示意义。

　　妓女与童女，作为女人都是战争的对立面，战争以残酷和死亡为表征，女人则是爱和生命繁殖的载体。战争中，践踏生命和蹂躏女人经常交织在一起，因为财物、土地和女人都是侵略者欲望的对象。在战争面前，不洁的妓女和圣洁的童女都沦为欲望的投射，也都还原为柔弱的生命本质。小说的戏剧化情境是妓女和童女狭路相逢，童女不是被玷污而是被启蒙，妓女不是自甘堕落而是自我升华。而如果教堂和人间无以惩戒一场血腥屠杀的非人性，那还有什么权利鄙视以肉体求生存的非道德？娼妓的生命尊严同样不容丝毫漠视。而童女在每晚祈祷前合唱圣经诗篇，用歌声安抚一座被毁灭的城市和无数亡灵，祈望如狼似虎的侵略者能够立地成佛，小说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写道：“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占领南京的日本军队听见火光和血光声中升起的圣经诗篇，歌声清冽透明，一个个音符圆润地滴进地狱般的都市，犹如天堂的泪珠。正在纵火、挥舞屠刀、行施奸淫的侵略者散失的人性突然在此刻收拢一霎。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活到战败之后，活到了帝国光荣的梦想幻灭，活到了晚年，还偶然记起这遥远的童贞歌声”。然而在彼时彼地，唱诗童女天使般的声音在侵略者耳朵里却变成诱惑，于是他们精心设计陷阱准备亵渎这些童贞女。亵渎唱诗圣女不仅是亵渎生命和人性，而且是亵渎宗教和神性，侵略者的亵渎已达到天人共愤的极限，但军人倒下不能保护同胞，教堂神父也无能为力，于是秦淮娼妓怀揣着武器挺身而出，小说中成为这场战争不朽英雄的正是人人唾弃的妓女。她们的人格力量和人性光彩，是被最残酷的战争激发出来的，她们以暴抗暴、以毒攻毒、以生命捍卫生命……严歌苓谈到：“正面写大屠杀我写不了，我只是讲述了一个凄美的故事，一半残酷一半美丽，这是我个人的审美决定的。”

　　事实上，生命的尊严始终是严歌苓小说感人至深的主题。她的《第九个寡妇》和《小姨多鹤》都是讲述跨越上个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生命故事：《第九个寡妇》中的寡妇王葡萄，从土改开始把公公藏匿在地窖几十年，以担当一切的仁爱保护一个无辜的生命，这是人性之花的灿烂，更是生命尊严的颂歌；《小姨多鹤》中的日本女子多鹤，在二战结束之际，被东北一个张姓人家所救，从此历尽艰辛，以暧昧身份在张家生存下来。换句话说，是张家两代人超越中日的国仇家恨挽救和保护了一个生命。张家有一个现实目的是让多鹤为张俭(已有妻室但不能生育)生儿育女，多鹤毅然说：“可以的，我什么都可以，我的命是你们给的。”救命之恩当以几十年做牛做马相报，此非虚言。生命的神圣高于一切，这就是严歌苓以一个海外作家的宽阔视野和浑然大爱，所传达出来的生命尊严；这也是严歌苓笔下各种女性形象最为光彩夺目的魅力。(梁燕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