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日益喧嚣浮躁的图书市场上,“畅销”似乎成了检验图书成功与否的惟一试金石。但是在我看来,“畅销”和“好书”并不能完全画等号。在我这里,新书固然希望“畅销”,但更追求“好书”效应。
20世纪的中国历史纷繁富饶,从中生长出众多经典的文学作品。著名旅美作家严歌苓曾以此为背景创作出了不少经典之作,如《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等。作家出版社曾多次与严歌苓合作。2011年10月作家出版社又推出了其将近40万字的《陆犯焉识》,这是她迄今为止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创作史上具有颠覆性意义的转型之作。我和严歌苓具有多年的友谊,在多次重大创作选题的洽谈过程中,我们常常能碰撞出火花和兴奋点。可以说我与读者一起共同见证了一个在胸怀、气象上都让这个时代的文学更为丰盈多姿的天才女作家的不断成熟和飞跃。这于我们是一种缘分,更是我的一种幸运。
在我看来,严歌苓的创作是当代文坛上独特的一支。上世纪90年代起,我便开始了对她作品的关注。我们成为朋友之后,她每次回国,只要有机会,我们便常在一起聊故事。她曾跟我说起过她祖父严恩春的故事。严恩春16岁大学毕业,20岁出国留学,25岁获得博士学位,40岁因对现实失望而自杀。歌苓未曾与祖父谋面,却又因亲戚言谈的描述,和他产生了密切的联系。歌苓的姑姑说她的悟性高,读书用功,敏感、孤高,这些都像极了祖父。祖父英俊的老照片,留下的书、瓷器、玉器等物件,让他在歌苓心中变成了一个神秘的符号。后来,她又结识了一个在青海劳改了几十年的长辈,也是知识分子,解放前曾任一个著名中学的校长,他请她读他写了多年的笔记,这里记录了他几十年的人生遭际和精神追求。那一刻,歌苓发现这位长辈和自己的祖父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如果祖父活着,后来可能就会成为这位长辈的样子。对家族史的探寻和剖析,也是对自我的探寻和剖析,歌苓逐渐有了想以祖父为原型,书写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念头。听了她这个故事后,凭着编辑经验和直觉,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义,以她的能力她可以写得很棒,这很可能成为她一部具有转型意义的作品!因此我一直鼓动她写,她的家人也很希望她能尽快写出这部作品,特别是她的父亲(遗憾的是她父亲在这本书面世前几天因病去世)。但歌苓是个很慎重的作家,她一直觉得准备还不够,虽然这部小说在情节上有90%是虚构的,但她还是为这部小说的写作进行了10多年的准备,多次往返美国、上海、青海。歌苓在美国上的大学正是她祖父曾经就读的学校,她认认真真地读了祖父的博士、硕士论文,知道他当时是那样忧国忧民,那样认真地在为国家画一幅蓝图。她去青海看那里的植物和动物如何在大荒草漠上繁衍生息,看那种没有伪装的大自然下的优胜劣汰等等。直到两年前作家出版社和她签了本书的合同之后,她才觉得心中有谱了,开始写作。当然,她写作时是个快手,只用了两三个月时间,便写了50多万字,但后来又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修改,删了10多万字。直到我们已经进行了两次校对、马上要出版了,她又要求修改了一次。这是她写作的特点,她会酝酿、沉淀很久,下笔时则如有神助。有人说她写作很快,一年一本书,其实这是不了解情况的,这两年她虽然在国内不断出书,但多是她的旧作或者翻译作品,真正的长篇原创除2007年写好、2008年出版的《小姨多鹤》之外,就是今年的《陆犯焉识》了,已经整整5年过去了。
关于本书书名的确定,我们也是颇费周折。名字很难确定,曾根据主人公的特性叫“浪子”,后又改叫“无期”等等。《陆犯焉识》是一部很厚重的作品,“无期”的名字就这部小说来说是很贴切的,可是我们又觉得太过沉重,有拘束性。我一直很欣赏主人公的名字“陆焉识”,这三个字可以使读者感觉出主人公的身份,可以引起对其性格和家族背景的想象。于是我向歌苓提议在“陆焉识”上做文章,比如叫《祖父陆焉识》之类的。她觉得这个名字太“实”,后来建议叫《陆犯焉识》。我一下觉到眼前一亮,找对了书的名字!这不但有上面的意味,还同时把历史语境表现出来了。五六十年代一直到七八十年代,在称呼犯人时常在他的姓和名字之间加一个“犯”字,叫做“×犯××”,这个特殊用法,使图书一下增加了历史感和神秘感。虽然“焉识”这个名字比较生僻,但由于严歌苓的号召力,以及腰封的广告、封底的简介等,我觉得足可以解决读者的疑问。
本书的封面设计也是经过了多次的修改和完善。这个书名不太好设计,曾找了几个美编设计,最初美编的思路一直局限在“犯”字上,设计了牢笼里的飞鸟等,或者背景是青海劳改地一片粗糙的沙砾地或者囚衣等。但这部小说并不仅仅是在描述一个“犯人”的改造经历和心灵历程,更不是简单地停留在控诉上,而是在探寻自由和爱的话题。陆焉识倾其一生执著地追求自由和爱,但最后才领悟到自由的真正敌人是自我,而一生的挚爱就是一直轻视的妻子。因此,我们在接下来的设计中完全抛弃了以前的方案,封面变成了一只旅行箱,背景是带有精致花纹的深沉隽永的墨绿,低调而不失华贵,暗示主人翁高贵的精神和出身背景。整个上半部完全留白,留足自由和想象的空间,书名则大胆地完全顶格设计,朴拙醒目的四个暗红色大字极具冲击力。这只旅行箱也是主人公追求的自由的象征;那安然置于箱子上的礼帽又为他苦涩的人生平添了几分风雅和悠然自得。在严歌苓看来,“自由”是陆焉识那一辈知识分子的终极追求,关于爱情、关于婚姻、关于人生,都最终指向“自由”这一终极意义。在主人公经历了所有他认为的不自由之后,他才意识到,自由和不自由是相对的、辩证的。因为心灵的自由没有人可以夺走,也没有人可以给予。在这个意义上,最终选用的封面无疑在更深层次上凸显了作者所要表达的“爱”与“自由”。
这本书的宣传推广也用了不少心思。严歌苓长期居住在国外,所以在新书宣传推广时,出版社尝试了多种形式,如邮件采访、电话专访等。在她回国期间,除了媒体发布会,出版社还在北京的高校、书店策划了多场讲座、读书会等,让作者直接与读者见面交流,并进行了各种形式的电视采访、广播直播等活动。当然我们也借助了新兴媒介来推动本书的宣传,在几家知名网络平台都进行了视频访谈、微访谈。可以说这是一次立体化、全方位的宣传推广活动。
虽然我们现在不可避免地处在了一个图书市场竞争激烈的年代,但我总相信,真正的“好书”会赢得市场,赢得读者。我们在一直努力着,和热爱文学的读者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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