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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称改革开放始于晚清 速度过快导致王朝覆灭

2012年01月06日 09:22 来源:大众日报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从《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辛亥:计划外革命》,到新作《天子脚下》,雪珥撰写的系列近代史书籍,为晚清改革始末打开切口,暴露出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

  本报记者 卞文超

  1月1日晚,雪珥从重庆飞抵北京。定居澳大利亚后,他频繁穿梭于国内国外,习惯于轻装简行。

  雪珥发来的名片有两面。一面是“雪珥,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另一面印着“蒋文胜,商人、律师、记者、朋友、澳大利亚太平绅士”等社会职务。随着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名声渐起,雪珥更多地以历史研究者的身份进入公众视野。读史而知兴替,其作品借古喻今的意味最为人称道。

  1月份,他又有新作《天子脚下》面世。2日中午,在北京市朝阳区某酒店,雪珥穿着休闲装运动裤出现在大堂,言谈衣着都极随意,并不像想象中的海外“绅士”那样讲究。

  行万里路

  从体制内出走

  从名字到身份,雪珥都难以让人一眼看透。虽然已有数本著作,读者对他本人却知之甚少,甚至不知他是男是女。

  在和记者交流的三个多小时中,他十分健谈,表现出坦率的一面。雪珥原名蒋文胜,浙江人,干过公务员、记者、律师,后来下海经商,做房地产开发。1999年,他凭借50万字的财经专栏,技术移民澳大利亚。

  有跨度、有纵深的生活经历,为他读史写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记者:采访之前看你的履历,感觉像一个谜。现在从事的主业是什么?

  雪珥:目前国内国外两边跑,主业还是做生意、做贸易,读史写史是我的业余爱好。

  记者:职业生涯发生了多次转变,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雪珥:我自认为是对社会现实接触比较早的人。17岁考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在校就给校领导做助手,开始了解社会生活复杂的一面。1991年毕业后在浙江团省委工作,几年下来平均每年写25万字的文件,无形中锻炼了对改革风向的嗅觉。后来在报社挂职做管理工作,同时在多家媒体撰写财经专栏。

  我感觉,读万卷书易,行万里路难。在机关跟着工作组到基层蹲点,让我受益很深。浙江大大小小许多县我都去过。这些经历让我看到了社会生活的真实,因此我不迷信文件,也不迷信教科书上的历史。

  1999年6月30日,我踏上了澳洲的土地。到悉尼之后,在一家大型金融公司从事金融管理。2003年,回国下海,在上海做房地产项目开发。真正做生意我才知道,之前写的财经专栏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地产项目的开发运作十分微妙和复杂,一个项目上有两百多个官司不足为奇。“非典”时期,我跑北京21次,和最高院的警卫都混熟了。我常说,房地产开发是“纸醉金迷密集型行业”,每天眼中都是大资本的运作,要去考虑各种关系的“勾兑”,也很容易让人迷失。

  记者:忙于应酬哪有时间读史?

  雪珥:看看我写了多少东西就知道,精力都放在那儿了。应酬除非迫不得已,因为不喜欢。尤其是到了澳大利亚之后,晚上商店很早就关门,街上黑灯瞎火的,几乎没有社交活动。每天晚上8点到12点,凭空多出4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可以真正静下心来写点东西。

  记者:你解读历史的角度既不同于官方,也不同于学院派,这和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吧?

  雪珥:正是因为我在一线干过,在潮头玩过,所以我不相信象牙塔里无菌环境下作的实验。我更倾向于把历史还原至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土壤中,思考实际问题如何解决。

  细节比对

  历史另外的可能性

  从《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辛亥:计划外革命》,到新作《天子脚下》,雪珥“在显微镜下看中国近代史”,为晚清改革始末打开切口,暴露出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举个例子,他对保路运动的叙述让读者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1910年,持续三年火爆的上海股市崩盘,川路公司股本形成巨额亏空,铁路建设没有进展。中央政府想将铁路收归国有,并拒绝为炒股损失的300万两白银埋单。川路公司借此煽动小股东情绪,号召罢工、罢市、罢课,借群众事件向政府施压。于是,有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在雪珥笔下,这是一场既得利益集团挑拨官民关系的案例。利字当头,运动往往与正义、非正义无关。

  记者:所谓的在显微镜下看中国近代史,你是怎么去做的?有关保路运动的历史细节,是如何获得的?

  雪珥:因为在国外生活的缘故,我能接触到不少西方的历史记录,研究资料来源不局限于国内,也不局限于当事的某一方,片面的材料只会导致不客观的结论。在历史研究中,我会使用律师思辨的方法,把各方提供的细节摆出来,由此推出结论,不言自明。

  台湾出版的200万字的《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我精读了两遍,真实往往藏在被忽略的细节中。就算“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通过细节上的仔细比对,也能看出这个小姑娘当年的眉毛、眼睛大体是什么轮廓。

  因为当过记者,写东西会考虑怎样的叙事更吸引读者。但事实上,我的文章细节句句有出处,连天气、景色的描述都有资料来源。

  记者:对于历史的解读,大众的接受能力已经不再局限于教科书结论,也不再满足于主流提供的观点。你挑战了哪些主流的观点?

  雪珥:在历史研究上,我不是很同意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阵营这种二元论的划分,而是倾向于三元论——把人群分成官、民和既得利益集团三个阵营。官和既得利益集团有一部分重合,但不完全等同。官想要天下太平、国富民安,这和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既得利益集团却有可能成为改革路上的绊脚石,保路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记者:历史上“正”和“邪”的分野,随时可能发生颠倒。对恭亲王、慈禧、康梁等历史人物,你都表现出自己的判断。你的历史观是怎样的?

  雪珥:官方主导修史,多半只是为了一个短期的目的。有话语权的一方,总是把自己打扮成“天使”,把对立的一方打扮成“魔鬼”。事实上,既没有“天使”也没有“魔鬼”,历史事件中的人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凡人。

  我的历史观可以用三点来概括,说来也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就是以“人性”为中心。我认为,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应该从人性切入,而不是从任何意识形态切入。很多历史事件中,其中人物的种种行为,究其原因不是因为他信奉什么主义,也不是因为他属于什么党派,而是因为他个人所处的位置、利害关系。其中起最根本作用的,是“人性”。“两个基本点”就是“利益”和“权衡”。利益是每一个人的处境,也就是你的“位置”所决定的你的利益需求。不同的位置,利益是不同。比如,做一名记者的利益是多写稿,写好稿,多拿稿费。但是同样一个人到了宣传部,他关心的重点就是新闻媒体别给我惹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屁股决定脑袋”。 

  与此同时,不同的人在同一个位子,会表现出不同的原则和底线,作出不同的选择。当事人会去“权衡”,有的人会说这种事我万万不做,但有的人就无所谓。这是“立场决定观点”。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建“总理衙门”,不仅处理外交,而且承担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相关职责内容。这像是一个今天的跨部门委员会,总理衙门大臣不是专职的,而是由各部大臣中挑选了兼任。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恭亲王就很巧妙地让反对者兼任总理衙门大臣,给他们压担子,成功地将所谓的顽固派、保守派,转换为改革的同行者。毛昶熙和沈桂芬就是这样被他感染而同化的。

  记者:所以归根结底,你赞同“实用主义”是历史人物抉择的出发点,这也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雪珥:没错。我在政界工作了10年,在商海游泳了10年,以我的所见所闻,似乎并没有人脱离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不怀疑有人是“纯理想主义”,但这种人太稀有了,很难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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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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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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