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的某一天，崔永元从床上醒来，房间里静悄悄的，妻子和女儿都出去了。他起床，看着外面车水马龙的首都城，心想自己已经48岁了，“很多事情再不做，怕是来不及了。”
他每天都活在这样的忧患当中，对自己，对周围的人，包括对这个社会。就像跟赵本山宋丹丹合作的春晚小品，他在里面调侃自己得了抑郁症就是心眼太小。
但这个“小心眼”的男人，脑子里想的事情却很大。他今年打算干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要收拾死气沉沉的中国电影。“中国电影票房是100亿人民币，美国超过了100亿美元。这么大的差距，我觉得自己得帮帮电影。”这是他自2007年做《电影传奇》以来，一直藏在心头的心愿——拍20部像样的电影。
光靠自己肯定干不了这个事儿，他想到扶持新人，于是有了新锐导演计划。“新锐导演不是新导演，不是20岁就叫新锐，你70岁还爱着电影，也可以参加这个项目。”崔永元把想法跟身边的朋友一说，但基本上每个人都向他泼冷水，最大的问题在于——资金。
崔永元遇到了自己当年做系列纪录片《我的抗战》一样的问题。
《我的抗战》是崔永元干的另一件大事。2001年他去日本NHK电视台参观，发现那里有一个影像库，里面全是各种历史资料，几乎所有跟中国有关的资料都能找到，包括中国56个民族的民俗民居、服饰打扮、生活习惯等。回国后，他马上找到中央电视台台长，认为应该有人来干这个事儿，“我们每年那么多广告费，只要拿出几千万元就可以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东西。”但台长只是拍了拍崔永元的肩膀，“小伙子，先忙别的去吧。”
崔永元觉得这事不能等，“再等下去，很多人的记忆就消失了。”他干脆自己筹钱组了一支团队，《我的抗战》一直做到现在。
既然新锐导演计划的问题是缺钱，按照惯例，崔永元又开始给各路投资方打电话。事实上，别人也习惯了他这个套路。几天下来，崔永元心里美滋滋的，因为他筹到了5000万元的口头许诺，甚至有人答应给他两个亿。
但很快他就见识到了电影圈的那些脏东西，各种目的出现了，有投资人要求用他们指定的剧本和演员，有投资人要求让自己的孩子来当导演。“这不把我当劳务输出组织了吗？我不能同意！”崔永元认为新锐导演计划就是公益项目，不能想着赚钱，所以投资人一下子全没影了。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崔永元在纸上写了30个朋友的名字，然后开始轮流打电话。“当时我在心里跟自己开玩笑，谁要不答应就跟谁绝交。”他打算让每个朋友赞助50万，结果有朋友嘲讽他，“都四十多岁的人了，连这点钱都没有。”周立波更是张嘴就损：“穷光蛋，你怎么老是跟别人要钱？”不过说归说，这些朋友都很爽快地掏了钱，周立波还自作主张替另一位朋友也付了50万。其中有个商人朋友对崔永元说：“看你多费劲，我一个人出500万，后面的钱我再帮着想办法”。
三天后，崔永元筹到了700万，他把所有款项开支做成财务报表，朋友们都说不用，但他很坚持：“我要主动寻找监督机制。”
那种搞对象的节目午夜才播 怎么到我们这里就反过来了？
崔永元的办公室在北京安家楼，搭档之一胡小鹿已经有段日子没见着崔永元了，“他总是风风火火的，抓不住他。”所以只要逮到机会，胡小鹿就和同事们拉着崔永元开会，从下午聊到半夜，“他太辛苦，身体也没以前好，但我们都知道，他还扛着。”
包括这次采访也是，从去年约到今年。等到见面，虽然他跟电视里那个大家熟悉的小崔一样，一脸坏笑，但一说到手头在做的事情，他马上显得面色凝重。
因为央视实行制播分离，崔永元成立了一家公司，名字叫清澈泉，意为清澈的泉水。他做的事情接近于个人理想化的尝试——花10年时间，带领团队抢救式地采访了4000多位抗战亲历者，收集的影音资料超过10万小时，但呈现出来在纪录片里的只有几十个小时，成本高得几乎无法估算。
片子刚拍出来的时候，崔永元认为纪录片怎么也得比电视剧贵，等他出去吆喝卖片，结果电视台的人说：“纪录片都是500块钱一集，你小崔做的，就翻两番，1500元吧。”他一听就蒙了，怎么纪录片在中国这么不受待见，“在日本，像NHK这样的国家电视台，每天黄金时段里播的都是口述历史纪录片。那种搞对象的节目午夜才播，怎么到我们这里就反过来了？”崔永元决定，宁可把自己贱卖了，也不能贱卖自己的片子。
因为国内大部分电视台都不愿收购，32集的纪录片《我的抗战》只能在网上点播，崔永元的团队曾经4个月发不出工资，有员工说：“如果咱们不做这个，如果咱们去做电视剧或电影，哪会发不出工资啊，只会一年比一年赚得多。”
随着网上的口碑越传越广，《我的抗战》终于慢慢得到全国各地电视台的重视，还出了图书，于是现在又有了《我的抗战2》。
专家们忙着在评职称 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好人
时评家曹景行在《我的抗战2》发布会上见到两位90多岁的抗战老兵，“他们的到场给了我们一个紧迫感，就是抗战老兵现在越来越少了。崔永元所做的努力，就是尽可能地挽救这段历史，这就是价值。”
与前作《我的抗战》相比，出现在《我的抗战2》中的口述者身份更广泛，增加了很多平民受害者，也增加了侵华日本士兵的口述，视角更开阔，历史更完整。
但有人参加完发布会后，在网上评论，小崔现在变得一点都不好玩，他都不讲笑话逗大家笑了。崔永元说：“什么时候我们连听一个人讲自己生命的耐心都没有了？”在他看来，这些不仅仅是历史，更是讲述人性的故事。
还有人认为，这些事不该由崔永元来干，更应该让那些搞研究的专家来干。听到这种话，那个嘴角带着坏笑的小崔就回来了，“他们有更要紧的事，忙着评职称，等他们评完职称估计会想起来干。这个不着急，谁想起来谁干。”
“忘了是林语堂还是陈寅恪说的，说这个民族有五千年历史，非常了不起。他说不管怎么个混法，能混五千年就很了不起。我觉得一针见血。五千年过去了，这个民族基本还是混的状态——浅薄，没文化，不重视历史。”崔永元说自己不怕得罪人，他真心觉得这是一个浅薄的民族。
包括那时候做《实话实说》，崔永元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做了六年半，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好人，但我发现自己正在跟好人告别。当你在场面上做事的时候，你得知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你得学着写报告，你得回答你的上级同事以及对手的质问。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圆滑，离我父母当初要求我做一个好人的目标越来越远。”
所以崔永元这两年变得不爱说话，“因为我发现遇到许多问题，我没有自己想像的那么明白。我希望不再浮躁不再浅薄，希望研究一个事能研究得透一些。我从来没有当明星的愿望，也不觉得当明星有多好。我希望自己淡出荧屏，能被大家遗忘。但是假如有一天我摔倒在街上，你们还能认出这个人是崔永元，我希望你们能扶我一把。”
记者 韩莹
2011年，崔永元带领团队完成了纪录片《我的抗战2》。他还打算收拾一下死气沉沉的中国电影，推出了为期三年的新锐导演计划。
我们不重视保护历史
排名比中国足球还要低
都市快报：用选秀的形式，挖掘新锐导演，你觉得这事儿靠谱吗？
崔永元：导演这个工种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这也是新锐导演计划打算在三年内完成的原因，它为新导演留足了成长的时间。万一确实有这样的天才，第一部电影就让人瞠目结舌呢？万一这个导演因为缺少这样的机会而从此被淹没呢？费穆在1948年拍的《小城之春》，当时无人理解，直到上世纪90年代被意大利人发现，才被认定是经典之作。可能新锐导演计划拍出来的电影全部票房才20万，但要是他们的作品过50年还有人认可，我就觉得值。
都市快报：你现在的压力是不是很大？
崔永元：我倒觉得现在更快乐。做主持人的时候，谁都认识你，拉着你照相，感觉也挺好，但那是短暂的快乐，没意思。现在做口述历史，感觉每天的时间都太短。抑郁症好了以后，我基本没再失眠过，每天凌晨四五点睡觉，睡到十一点起来。
都市快报：除了口述历史，还有别的想做的事情吗？
崔永元：这个可能要做一辈子，要不停地做。我们不重视保护历史，如果论排名，它比中国足球在国际足联的排名还要低，我觉得起码它得是丁俊晖在台球界的排名。其实娱乐节目没什么大不了的，40年后依然会有人主持娱乐节目，但40年后，做口述历史的人可能就没有了。
都市快报：做了这些事情，对你影响挺大的吧？
崔永元：影响特别大！你知道七年前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吗？我是一个很爱放炮的人，动不动就炮轰这个炮轰那个，你看这两年没声音了。其实我炮弹有的是，但没时间放了，我得忙自己的事，我不能掺和别人的事。这两年我基本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态度。
从全球范围遴选新锐导演，门槛很低，只要热爱电影，年龄在18岁到70岁之间，都可以报名。报名者将自己对“什么是电影”的理解拍成视频，经过评委挑选后(评委成员有姜文、戴锦华、敬一丹、高群书、王小帅、贾樟柯等人)，前100名选手有机会聆听电影大师的讲课，前10名选手有机会执导自己的电影，并有10位电影高手提供现场指导。这10位电影高手包括《杀死比尔》的制片人班尼特·沃尔斯、《雨人》的编剧巴瑞·莫罗、三届奥斯卡纪录片奖得主马克·哈里斯、奥斯卡最佳音效设计奖得主理查德·安德森、韩国导演李沧东、日本导演岩井俊二、德国导演约亨·亚历山大、印度导演谢加·凯普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