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演出票价高十年 演出成本与票房收入不对等

　　两会话题

　　日前，首都剧院联盟在北京30家剧院设置低票价区，以保证普通观众能够以较低票价走进剧院观看演出。设立低票价区是政府文化惠民政策的一项有力保障，然而，北京演出市场上长期存在的高票价现象依然有待解决。本报特邀四位上会的代表和委员，请他们就此支招。

　　近年来，北京演出市场上长期存在的票价虚高现象一直饱受诟病，不仅观众对此有意见，很多业内人士也就这一现象提出过相同的质疑：为什么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的距离，而演出票价却比发达国家的票价都要高得多？

　　话题背景

　　北京演出票 价高已十年

　　为显 “尊贵” 演出票价十年前便已飙高

　　记者对近些年北京演出市场的票价进行梳理时发现，票价居高不下的现状并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不是演出公司的决策者脑袋一热而形成的，而是有着复杂的成因。

　　早在10年前，北京一些演出的最高票价就已经升高至普通观众难以接受的程度。如当年在北京紫禁城举办的世界著名三大男高音演唱会，最高票价达到了2000美元，号称“希望能够引来国外名人前来观看”，尽管这一档位的票极少卖出，但2000美元的票价就此为北京日后的演出票价设置了一大障碍，似乎世界最有影响的品牌演出都要达到这一高票价才能显示其尊贵。而与之相对应，当时世界三大男高音在其他国家的音乐会，最高票价也就两三百美元。

　　2003年，来自美国百老汇的团队在人民大会堂演出音乐剧《芝加哥》，票价飙到了1680元。2004年，维也纳爱乐乐团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音乐会，票价达到了2500元。2004年，伦敦交响乐团在保利剧院举办音乐会，最高票价达到了2800元。

　　演出成本与票房收入不对等

　　除“面子”问题，造成高票价的另一原因是演出成本与票房收入的不对等。

　　据悉，一些国外乐团来京演出往往由演出公司与国外代理人接洽，乐团的档期确定越早成本越低，而北京的演出市场操作却不是这样，联系乐团确定演出日期的时间往往过了乐团价格较低的时期，再加上一些中间代理人从中抬价，使得原本可以拿到一半的价格最后要比原价格高出很多。

　　同时，北京演出场地出租费用的上涨以及“赠票”习惯更是影响了票价的降低。另外，古典艺术由于投入成本大，企业赞助没有太多的减免政策，使得票房与成本差距明显。这些都是演出市场高票价的原因，当然其中也不乏有极个别的演出商为不法目的而标出高票价。

　　遏制高票价 发达国家做法值得借鉴

　　高票价所造成的后果，是将大批普通收入观众挡在了演出市场门外。

　　于是，在近几年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无论乐团名头多大，最高票价都控制在880元以内。然而在整个北京演出市场中，高票价的现象依然存在。去年滚石30周年的演唱会，最高票价飙到了2580元。记者最近点击某售票网看到，最高票价在1500元以上的就有4台演唱会。

　　文化市场演出票价应该多高？发达国家的做法值得借鉴。

　　据了解，在欧美发达国家，文化与娱乐是两个不同的类别，文化艺术的舞台演出包括古典音乐、交响乐、歌剧、话剧、舞蹈等，这些演出机构首先是非营利机构，是依靠政府补贴和企业投资赞助来生存的，企业赞助这样的非营利文化项目在国家税收政策上有较大的减免，因此这些文化演出的票价是不能也不会很高的。在国外即便是票价依靠市场自行调节制定的娱乐演出，票价也都不高。

　　-文/本报记者　伦兵

　　市人大代表、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李爱庆：

　　“安保费高、赠票多导致演出票价虚高”

　　“周杰伦的公司说过在鸟巢开不起个人演唱会，他们可能考虑到安保的费用过高，另外还要给各方面大量赠票。”昨天，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爱庆说，安保等演出组织费用过高和赠票过多，导致演出成本过高，票价虚高。他呼吁，应该减少演出无偿赠票，摒弃“自己卖票就没面子”这种不良的心态。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是“鸟巢”和“水立方”的运营方。李爱庆说，很多演出和大型活动不必过度安保，可以用常态的安保方式来解决，为了降低票价，诸如安保之类的费用不应该仅仅由活动主办方来承担。

　　李爱庆还分析，文艺演出、体育比赛中的赠票、工作票现象太严重，比如去年8月在鸟巢举办的意大利超级杯，AC米兰对阵国际米兰，全部门票的1/3属于免费赠票、工作票，这些成本最终都要摊到票价里。

　　-文/本报记者　关庆丰

　　市人大代表、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

　　李宁：

　　“不能一味地要求所有演出都降低票价”

　　谈到高票价，市人大代表、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的李宁认为，不能搞一刀切，一味地要求所有的演出都降价。而是应该进行市场细分，分不同的消费群定出不同档次的价格。

　　在北京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下，要在天桥演艺区和天坛演艺区，近期规划新建、改造的50余座剧场，如果不进行细分，一律高票价，也很难生存下去。

　　同时，李宁代表指出，有关部门应该进行一次调研，了解民众真正需要什么样的演出形式、什么样的价位是他们的心理价位、什么样的价位可以让民众从家门走出迈进剧院。

　　此外，一个演出不应只靠票房赚钱，而应该像哈利·波特一样形成一个文化品牌，形成产业链，全方面运营，提升品牌价值。这样，把票价降低一些也就无妨了。

　　-文/本报记者　解丽

　　市政协委员

　　降巩民：

　　“在现有经济条件下，演出市场属于高消费”

　　降巩民委员认为，演出票价其实是商品经济众多元素中的一个，它的高低应该是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的。

　　降巩民认为，演出票价的高低其实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评价标准，也无法用硬性的指标来衡量票价应该达到什么水平才是合理的。目前国内演出市场存在的一种不太合理的现象是：观众自己掏钱看演出的比例比较小，大部分的演出票都被企业拿来作为礼品消费了。对企业而言，票价并不算高，但是这种行为却导致了演出票价难以按照市场规律来自动调节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

　　北京现在大概有二三十个剧场，按照每个剧场1000人来算，总共也就能容纳三四万人，容量就这么大。对于一个拥有两千万人的城市来说，只有三四万人参与演出活动，那它就是一个小众市场，票价高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总的来说，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演出市场其实还属于一种比较高端的消费，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市场规律的调节下，演出票价应该会逐渐达到一个大家都能比较认可的水平。

　  文/本报记者　赵婷婷

　　市政协委员、影视演员

　　杨立新：

　　“演出票价过低会伤害行业发展”

　　杨立新委员认为，票价问题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是演出者的经营成本，票价过低，经营成本受到伤害，就会出现两种结果：要么演出者没有积极性，要么演出的剧团彻底死掉。

　　另一个是广大观众的经济承受能力。不能笼统地说票价高或者低。比如意大利歌唱家在北京演《图兰朵》，只演一场，票价1500美元一张，这个演出的设定就不是为广大观众服务的，而是为了满足一个小众群体的兴趣爱好。但是有些政府、事业单位的演出团体，以及文化馆、工人俱乐部等，他们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就应该实行低票价甚至免票，所以票价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文/本报记者　赵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