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南京大屠杀：日军对妇女的强奸案起码2万起

　　金陵永生 (上)

　　13个风尘女子，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激发起侠义血性，主动代替女学生，直面兽性大发的日军……这是电影《金陵十三钗》讲述的凄绝故事。

　　电影的故事是虚构的，却架构在真实的历史中，讲述着中华民族最深重的一段苦难伤痕。

　　《金陵十三钗》原著作者严歌苓在接受采访时曾称，她写作《金陵十三钗》，最初的灵感来自《魏特琳日记》。

　　明妮·魏特琳，彼时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南京沦陷期间，学校设立的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收容了一万多名妇女和儿童。那些血流成河的日子里，魏特琳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留下了五十余万字的文字。那些文字里充满了道义和悲悯，记录了一段血淋淋的历史。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后来并入南京师范大学，现为该校的随园校区。当年按中式建筑风格建起的教室、宿舍，至今维护良好，粉刷如新，仍然发挥着各自作用。校园里的梧桐落尽叶子，铺下一地金黄，在冬日的萧瑟里显得格外斑斓耀眼。

　　在七十多年前那个血色漫天的冬季，这几栋建筑，以及学校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曾是南京妇孺的救命安身之所。

　　“无论如何也不离宁”

　　“我认为我不能离开……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

　　——1937年8月27日 《魏特琳日记》

　　魏特琳的第一篇日记写于“八一三事变”爆发的前一天。日记中记录，学校决定把开学日期推迟到1937年9月20日。显然，这是受到一个月前“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影响。不过，战争似乎还只是在遥远的中国北方进行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甚至还准备在第二周安排在上海进行入学考试。可8月13日，上海就覆盖在侵略者的炮火之下了。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介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名金陵女子大学，创办于1915年，是中国第一所教会女子大学。当时的校长是该校第一届毕业生、留美女博士吴贻芳。魏特琳是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魏特琳还有一个身份是传教士。她1912年就来到了中国，先是在合肥创建了一座女子中学，1919年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张连红说，外国传教士大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并且和他们的宗教组织、朋友保持着密切的通信往来，这使他们的日记、信件成了保存完备的历史资料。

　　魏特琳的文字中，没有透露写日记的初衷是不是专为记录这场战争，但日记却是从这场战争开始的。

　　张连红告诉记者，魏特琳在1937年8月11日给朋友的信件中，也有一部分类似日记的回顾，最早的记录始于1937年6月。那时，她正在青岛享受着暑假。在那里，她得到了“七七事变”的消息。对她来说，战争爆发得很是突然。信中的描述是：“7月7日，一个日本兵失踪后，在北平南面数英里的地方出现了麻烦……自那以后战争扩大了……”

　　魏特琳在信中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类比，对中日战争做了这样的判断：“1914年在萨拉热窝有两个人被打死，欧洲所能做的就是再杀死1100万人。”

　　她还是低估了日本侵略者的残忍。八年抗日战争，中国付出了3000万条生命的代价。就在她生活的南京，数月之后，仅仅6周内就被屠杀了30万人。

　　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日军从8月15日开始了对南京的每日空袭。政府命令市民将屋顶、墙壁粉刷成灰色或黑色，以防空袭，并在地下开挖防空洞。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心理学老师的张小松回忆：“城市好像在举行一场盛大的葬礼。”

　　日本叫嚣着“三个月灭亡中国”，倾尽全力进攻。上海的战事惨烈成了绞肉机。中国军队以每天拼光一个师的代价，进行着殊死抵抗。相隔不远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危如累卵。

　　国民政府从淞沪会战开始就逐步撤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大部分师生也都撤退到后方，自愿留下来的4名教师和11名职员组成了留守委员会。魏特琳任代理校长。

　　11月17日，宋美龄将一架陪伴自己多年的钢琴送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位第一夫人很快也要离开南京了。11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发表《迁都重庆宣言》。

　　上海在拼死抵抗了3个月后陷落，日军的兵锋直指南京，枪炮声越来越近。

　　美国大使馆早就一次次召集滞留南京的美国公民，警告他们：再不撤离，以后将无法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但魏特琳每一次都予以拒绝。她向美国大使馆借来一面3米多长的美国国旗，平铺在学校中央的草地上，以保护学校免遭日本飞机轰炸。几天后，魏特琳觉得这面美国国旗太小，又让工人买布制作了一幅10米长的美国国旗。

　　美国国旗显然不能抵挡炸弹。南京遭遇了长达4个月的疯狂轰炸，魏特琳曾在日记中描述被轰炸后的南京：尽管中央医院和卫生署屋顶漆了一个很大的红十字标志，但仍有16枚炸弹被故意地投在院落里……学院网球场东面礼堂的西墙倒塌，所有的窗户都破碎了。其余有军事、政治意义的轰炸目标更不待言。

　　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劝不走魏特琳，就给她送来了几大捆绳子，半是警告半是帮助：“一旦长江上的美国军舰载着大使馆的官员们离开，中国军队关闭城门后，你们唯一的逃生希望就是用绳子结绳梯翻越城墙了。”

　　12月1日，完成了军事部署的日军当局下令：“攻占南京。”古城金陵，陷入血火。

　　美国大使馆在12月3日最后一次通知魏特琳，她有3个选择：即刻就走；最后时刻搭乘最后一艘美国军舰撤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走。

　　她选择了第三项，并在大使馆出示的“无论如何也不离宁”的文件证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姓名……这已经是她第五次拒绝美国大使馆要她离开南京的要求。她甚至曾致函美国使馆，指出各国使馆这样撤出是很不明智的。

　　在南京，魏特琳试图保护的并不只是这所美国教会学校。

　　南京安全区

　　这是一个凄凉的暮秋日子，悲切的秋风整夜都在哀号。对我们这些在南京的人来说，世界仿佛成了悲伤和被人遗弃的地方。

　　——1937年11月19日《魏特琳日记》

　　此时，自愿留在南京的，除魏特琳，还有20多位欧美人，多是传教士、教授、医生或商人。他们希望在南京设立一个安全区，为平民提供避难场所。

　　在南京建立安全区的决定可以说是这些欧美人士一种自发的决定和行为。此前的淞沪会战中，法国神甫雅坎诺(中文名饶家驹)在上海南市建立的安全区救助了20万中国难民。以此为例，留守在南京的欧美人士也计划建立一个安全区，在注定要遭受涂炭的南京提供一个避难场所。

　　7位美国人、3位德国人、4位英国人和1位丹麦人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12月1日成立。委员会主席就是后来被中国人无数次感念的约翰·拉贝，魏特琳也是成员之一。

　　早在南京沦陷前一个月，魏特琳就致信美国驻华大使馆，建议在南京城内设立安全区以收容难民。她在信中说：“无论从地理位置或建筑物的牢固性来说，金陵女子大学作为难民收容所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南京安全区东起中山路，西到西康路，南至汉中路，北面到山西路与中山北路一带，占地约3.86平方公里。意大利和美国使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机构都在其中。安全区内非军事化，设立26个难民收容所。

　　安全区的中立和不受战争侵害的地位，必须要交战双方认可才能实现。张连红告诉记者，安全区虽冠以“国际”的头衔，但实质仅为涉及几国公民的个人行为，并非国际政治学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因而对主权国家不具约束力，安全区的安全与否，完全取决于日本军事当局的意愿。只要日本军方不合作，安全区注定不安全。

　　南京国民政府倒是对安全区给予全力支持。根据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的记载，当时的南京市长马超俊把安全区的行政责任交给了国际委员会，还提供了450名警察、4万担米粮和面粉，及8万元现款。安全区内原本有中国军队的高射炮阵地，很快被撤走。

　　在通过美国大使馆和日本当局进行了交涉之后，12月1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收到日方通知：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努力尊重此区域的中立。

　　这样的口头承诺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张连红说，实际上，日本一直拒绝承认南京安全区。日军占领南京后，并未遵守与国际委员会的约定，经常强行闯入安全区，劫掠财物、奸淫妇女，大肆抓捕青壮年并予杀害。国际委员会就此多次向日本使馆及日军当局提出抗议，但是日军暴行并未收敛。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后的一周，魏特琳和教工们把大部分家具从中央楼、科学楼、音乐楼和实验楼里清理出来，也清理了宿舍，准备安置难民。魏特琳还专门安排了几个少年，为难民带路。

　　12月12日晚的南京，没有电灯，没有水。魏特琳和衣躺在床上，听着重炮轰击着城门，和城内激烈的枪声，一夜未眠。此时的南京，不通电话和电报，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成了与世隔绝的死城。

　　次日凌晨，南京沦陷。据历史学家统计，当时的南京城，约有50万平民和9万中国军队。入城日军则有5万。

　　这一天，魏特琳5时起床，去校门口探看究竟。

　　南京的大街上，商铺紧闭，除了日本兵，看不到其他人。一些老百姓家里挂出了日本国旗，以求平安。

　　安全区的街上则挤满了人。

　　魏特琳站在校门口，看着数以千计的难民涌入校园，脸上都带着惊恐的神情。目睹那些装扮成男人和老太婆、哭泣着跪在门前的妇女，魏特琳立即让她们都进入校园，并竭尽全力保护她们。

　　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魏特琳写道：“迄今为止，学校的员工及建筑物均安然无恙，但我们对今后几天的命运毫无把握。大家都疲倦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