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兴衰中的文化因素：忏悔文化消除周边国敌意

　　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郑寅达

　　纳粹政权的恶行给德国带来了灭顶之灾，联邦德国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上发展起来的。在大部分德国城镇，建筑物遭到严重破坏，火车站和公共事业设施被毁。粮食供应紧张，燃料缺乏，饥饿和寒冷成了居民的主要威胁。以矜持著称的德国人，甚至会在田野里与野狗争夺一块发霉的马铃薯。通往农村的火车车厢外，常常扒满了前去觅食的逃票乘客。由于货币作用降低，买东西必须使用购货证，香烟成了抢手货，往往成为物物交换中的计量单位和不等值物品交换中的“找头”。不少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对德国充满敌意，视其为不可救药者。

　　然而，联邦德国犹如涅槃的凤凰，不仅很快走出困境，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就进入了经济腾飞的轨道。20世纪90年代，德国再次实现统一，同时在联合起来的欧洲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德国的重新崛起，得益于各种主客观条件，但文化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小觑。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联邦德国的忏悔文化不仅逐渐消除了周边国家的敌意，也在潜移默化中教育了本国民众。由于纳粹政权长期实施文化专制主义，一直大肆宣传德方在战场上的“辉煌胜利”，不少民众深信不疑，更加难以接受当时世界舆论对全体德国人“集体过错”的说法。这时，部分德国知识分子承担起了自我反省和自我教育的重任。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德国就出版了数本反思性著作。欧根·科贡的《党卫队国家》一书，条理清楚地向读者揭示了党卫队的真相；雅斯贝斯的《罪责问题》一书，提出每个德国人都有道德罪行和抽象罪行，都应该进行深刻反思；著名历史学家迈内克出版了《德国的灾难》一书，指出纳粹政权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德国长期以来未能将精神与权力、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导致了灾难的发生。联邦德国成立后，阿登纳以政府总理的身份，于1951年9月公开发表声明，向纳粹政权的受害者道歉，并呼吁“德国人民有责任作道德和物质上的补偿”。然而，随着联邦德国走向经济繁荣，全国上下出现了集体“健忘症”，大多数德国人似乎忘记了纳粹时代的暴行。于是从上世纪60年代起，政府、宣传机构和教育机构开始重视 “战争记忆”，鼓励人们对历史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广泛揭露纳粹暴政，吸取历史教训。1970年，时任总理的勃兰特向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下跪，更是把忏悔文化推到了顶点。

　　其二，联邦德国的“文化强国”战略，有效提高了本国的综合实力，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其他国家对 “德国崛起”的不良反应。战后德国的特殊地位，使其必须要寻找一条特殊的强国之路。突破口之一就是文化。在百废待兴的年代，恢复经济、填饱肚子无疑是当务之急，但德国人还是把重建文化放在重要位置。战后初期，各地的小剧场、歌舞厅、报告厅等就开始涌现，仅柏林一地就有2000多个，大多没有暖气，饥肠辘辘的参与者在寒冷中听报告、看演出，乐在其中。1951年，德国首次在柏林举办国际电影节，向各国伸出友好之手，同时展示本国新影片。出版方面，为应对经济困难，开始推出简装书，甚至是不用装订的折叠书。同时法兰克福取代莱比锡成为国家图书出版中心，1946年在那里建造了国家图书馆，1949年起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国际图书交易会。各地图书馆大增，短期内数量就翻了一番。精品小说《浮士德博士》(托马斯·曼著)、著名杂志《明镜》周刊，都是在这一时期问世的。1950－1960年十年间，联邦德国新建的学校，比1945年以前85年内建造的总数还要多。

　　其三，联邦政府积极参与 “欧洲联合”，为自身发展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有神圣罗马帝国的榜样在先，德国人在战后两极对立的格局下追求欧洲联合，本来也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然而，法国人的仇视，以及作为联合第一步的“欧洲煤钢联营”，其直接目标是在战争物资的生产上捆住德国的手脚，这道坎却不是每个德国人都能轻松迈过的。然而联邦政府经受住了考验。阿登纳强调：“在当今的欧洲，世仇完全不合时宜了，我决心使德法关系成为我的政策的核心。”从1968年起，欧共体开始实施共同的农业政策，组建农业共同市场。共同体农业生产者在出口农产品时，可以得到出口补贴，金额相当于共同体价格和世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由于德国的出口品主要在工业领域，因而基本上享受不到补贴，成为共同体资金的净贡献方，但为了欧洲的共同利益，它勇往直前。

　　其四，联邦德国在融入世界的同时，坚持自己的道路特色，获得了平稳发展的制度保障。在神圣罗马帝国前期，德国处于欧洲的领先地位，德国的道路就是欧洲的楷模。然而进入近代以后，法国的启蒙运动领先了，德国从此陷入思想文化上的困境：究竟是紧跟西方，还是坚持自己的独特道路？纳粹制度的溃败，似乎证明了德意志独特道路的失败，战后初期西占区的民主化改造，也在力图消除德国的特色。然而，联邦政府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在政治上推行民主制度和经济上坚持市场原则的同时，推出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由于坚持国家的适度干预，尤其是在其他国家大搞赤字财政时，德国坚持货币的稳定运行，从而当上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普遍受困“滞胀危机”时，德国得以遭受最小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