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生前作文纪念老师尚钺：上课讲《红楼梦》(2)

　　那天，我借了《红楼梦》回住所。尚铖先生第二次借给我的书是蒋光慈的小说《鸭绿江上》和《少年漂泊者》。

　　我很感兴趣地读了这两部小说。特别是以叫李孟汉和云姑的朝鲜青年男女为主人公的小说《鸭绿江上》，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以后又借阅了高尔基的《母亲》。我们这样通过书和文学建立了特殊的关系。

　　不管是什么书，凡是我要看的，尚钺先生都借给了我。如果我要的书，他的书架上没有，他还特意抽出时间到别处去给我弄来。我每读完一本书，他就一定要我谈读后感，这就算借书的代价了。

　　我们还就高尔基的《仇敌》和鲁迅的《祝福》交换了意见。

　　在这过程中，我和尚钺先生就很自然地常常交谈对文学的看法。我们的谈话的焦点是文学的使命问题。我们就文学如何反映现实，如何推动社会发展的问题交换了很多意见。

　　尚钺先生说，文学是引导人类走向智慧的灯火。他经常说，机器推动生产的发展，文学则完成使用这种机器的人的人格。

　　尚钺先生以特别深厚的感情对待鲁迅和他的作品。他是鲁迅的文友，又是鲁迅领导的文学小组的一个成员。他在进行小组活动时写的短篇小说《斧背集》，得到鲁迅的好评。这篇小说写的是罗山地方的人民反对封建遗习的斗争。据尚钺先生的女儿尚晓援说，鲁迅读过《斧背集》之后，也表示过对这个作品的不满，说缺乏锐利性。

　　我还从尚钺先生那里借阅了《陈独秀选集》。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是掌握过中国共产党的实权的人。

　　起初尚钺先生不大愿意借给我那本书。他说弄不好会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中受到不好的影响。他还说，他在北京大学念书之前，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作为文学系主任进行过活动，许多教职员和学生都曾为他是本大学出身而感到自豪。他说：

　　“老实说，有一个时期我也崇拜过陈独秀。我读着陈独秀编辑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和他的早期论文，不知不觉地被迷住了。可是现在我对陈独秀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

　　尚钺先生接着说，在五四运动时期和共产党建党初期受到那么多人爱戴的陈独秀，之所以威信扫地，是因为他推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最严重地表现在对农民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上。斯大林早在1926年就指出，农民是中国反帝战线上的基本力量和工人阶级的最主要、最可靠的同盟军。但是，陈独秀却轻视农民。他怕农民同土豪出身的新军阀发生冲突，因而反对农民干预行政，反对农民的积极自卫。一句话，他企图限制农民斗争。

　　陈独秀的错误在于：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借口下，反对农村革命，害怕资产阶级退出革命战线。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反而招致了助长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后果。

　　这就是尚钺先生对陈独秀的看法。

　　正如他正确指出的，陈独秀的文章里包含着可能给革命带来莫大危害的投降主义因素。

　　我读完《陈独秀选集》后，为了交流对农民问题的看法，同尚钺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次谈话中谈到的是：农民问题在朝鲜革命和中国革命中所占的地位的共同性是什么，差别是什么？列宁关于农民问题的战略中可以作参考的是什么？要使农民起到革命的主力军的作用，应该怎么办等问题。

　　我对他说，正如农业是天下之大本那样，农民不也应该做天下之大军吗？

　　尚钺先生对此表示同意，并说，轻视农民，就是轻视农业，轻视土地，因此，有着再好的宗旨和革命也难免失败。他说，陈独秀犯的错误，正是因为忘记了这个道理。

　　我通过这次谈话确信尚钺先生是共产主义者了。同时，尚钺先生也知道我是搞共青活动的人了。他的感受性和判断力是惊人的。

　　尚钺先生是在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的。他在家乡领导农民运动时被国民党反动军阀逮捕，在浙江省陆军监狱坐了一年多的牢，受尽了种种折磨。1928年初，在朝鲜人军医的帮助下获得保释，化名为谢仲武，来到满洲地方，由叫楚图南的人介绍到毓文中学来。

　　我和尚钺先生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朝史及其在朝鲜的殖民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侵略企图和军阀的动向、朝中人民在反帝反侵略斗争中团结和合作的必要性等问题，也交换过意见。

　　当时，毓文中学的学生们就“国际联盟”对裁减军备的态度议论纷纷。学生当中有不少人对“国际联盟”抱有幻想。因此，我写出了一篇以“国际联盟”拿裁军问题讨价还价为内容的论文。许多学生都支持了这篇论文。尚钺先生看了论文后，也说我的看法是对的。

　　尚钺先生来吉林后，同共产党的组织关系断了，但是他上了多次解说高尔基、鲁迅等进步作家作品的启蒙式的课。有一次，他接受秘密读书组成员的建议，以“反对帝国主义”为题，在学校图书室上了为期一周的特别课。听讲的学生们反映很好。

　　我把这些反映收集起来，鼓励尚钺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