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王蒙：全球化时代如何防止“精神贫血”

　　最应该弘扬的是中华文化的道义崇尚、精  神崇尚

　　表面上的大吹大擂是缺乏自信的表现

　　自信的文化是善于自省、善于创造的文化

　　对话嘉宾：王  蒙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作家

　　本报评论部：建设时代变迁中的“精神家园”，是这一段时期从上到下关注的话题，避免“精神贫血”也是共同的呼吁。在中国成为“物质大国”的同时，中国人最应该弘扬的精神品格是什么？最不应该抛弃或者说最欠缺的精神品格是什么？

　　王蒙：最应该弘扬、最不应该抛弃的我以为是中华文化的道义崇尚、精神崇尚。“精神贫血”问题很重要。在市场经济中最浅薄、最可耻、最丢人、最值得警惕的是，我们有的同胞变成见利忘义、见钱眼开、毫无诚信、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无耻之徒。

　　本报评论部：当今世界大体上还是西方文化主导的世界，如何在外国文化不断“渗透”乃至“入侵”的情况下，保持中国文化的品格和尊严？

　　王蒙：中国文化的连续性、抗逆能力、自省能力与应变能力，是非常独特的。自古以来的世界大同与天下为公观念，正是现代中国接受社会主义思潮的文化根据。改革开放与中华文化的海纳百川、穷则思变传统是一致的。事实证明，一切有益的外来文化被中国人民接受后，都会迅速地本土化、中华化，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与中华文化相结合，乃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芭蕾舞到了中国，不但有中国的原创剧目，而且即使引进的欧洲剧目也注入了中国元素和中国精神。

　　事实已经证明，19世纪、20世纪，世界与中国的乱局与风风雨雨并没有把中华文化摧毁，21世纪中国的和平发展，更将为中华文化的新机遇与新贡献提供条件。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改革开放的成就，给了我们新的观念与机遇：世界与中国，尤其在文化问题上，早已不是鸦片战争与庚子事变时期的零和、对立的关系，而是共生、共赢，至少是有斗争也有和谐交流沟通的关系。

　　本报评论部：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要么自傲，觉得“老子天下第一”，要么自卑，觉得一无是处。如何科学地拥有文化自觉和自信？

　　王蒙：表面上的大吹大擂其实是缺乏自信的表现。自信的文化必然是敢于也善于有所自省、有所反思、有所创造也有所发展转化的文化。任何民族文化都不是呆滞的单行线。所有的文化，既有民族性也有世界性。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失去了民族性也就失去了自己的身份与存在的意义。同样，真正成为世界的、能够汲取全人类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的文化才是有活力的文化，是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而不是关上门称王称霸的猎奇作秀博物馆民俗村旅游文化。

　　本报评论部：十七届六中全会后，有网友发出“文化强国，我们靠什么，我们差什么”的深问和讨论，您认为我们靠什么，我们差什么？

　　王蒙：靠的是我们长久的历史传统与阔大的多民族文化成果的丰富性。缺少的是理性精神、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根基与民主法治操作的明晰性、熟练性、严密性。例如体育上我们差的是田径、足球，强的是小球。科学技术缺的是自己的创造与专利。对这类问题的谈论应该更务实、更以平常心面对。

　　本报评论部：春节期间，国外的奢侈品店出现华人“疯狂抢购”的现象。中国人在国际上是否是“暴发户”形象？盲目追求奢侈和豪华反映了国人怎样的心态？

　　王蒙：暂时不必太激愤。中国人穷困得太久了。我记得80年代，一位外国朋友对中国人热衷于家用电器甚不以为然，那个时期毕竟很快就过去了。从历史上说，中华文化的核心绝对不是物质主义与享乐主义，中华文化对于暴富、炫富、斗富，从来是极端厌恶与轻蔑的。我们只消多多提醒一下，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情态就会有明显的变化。

　　本报评论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里，中国每年约有10个演出团体以每场10多万美元租用，文化“走出去”的愿望和投入很大，但一些中国团体的演出，“观众基本靠组织，门票基本靠赠送，当地媒体基本没有报道和评论”，文化的传播与影响很小。如何看待中国文化走出去中“花大钱办蠢事”的现象？

　　王蒙：这个现象很典型。这也是急于做出成绩的浅薄与浮躁在作怪。我们的一些艺术团体和媒体动辄以在金色大厅演出作招牌来忽悠，对这种幼稚、愚蠢、无知的出相行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本报评论部：文化品质正成为国家品质。但我们也注意到，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时，也出现了一些“地摊文化”、“杂耍文化”。这会降低我们的文化品格吗？

　　王蒙：没那么悲观吧。世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着中国的道路，中国的风格，中国的生活方式、审美趣味与医药成果。例如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美国的基辛格，都对中国有着越来越多的理解。把占世界人口1/5—1/6的贫穷的前现代的中国，变成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这本身是了不起的贡献。中国文化不要过于急着往外走。有效性是走出去的关键。有效，就是这种文化能够造福于接受这种文化的人民，能够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