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解冻前后:毛泽东和尼克松“吊膀子”

　　在经历20多年的严重对峙后，中、美两国最高领导者毛泽东和尼克松权衡纷繁多变的国际局势，高瞻远瞩，毅然决定互通和谈信息，从而叩开中、美两国互为封闭的国门。中、美两国终于由冷战转为缓和，由对抗转为对话。毛泽东和尼克松是中、美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开拓者和设计者。

　　尼克松：“无视中国是一个错误的政策”

　　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和台湾海峡危机爆发后，处于政治两极的中、美两国互为仇敌，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十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和苏联因党际关系而影响国家关系，昔日的兄弟友情，早已是离心离德，势若水火。美国因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在与苏联争霸的角逐中开始处于守势。在美、苏、中三国战略格局中，尼克松开始考虑改善对华关系。诚如美国著名学者麦克法考尔所说：“尼克松政府公开宣布不参与苏联强压中国的图谋，这是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与领土完整的一种心照不宣但极为重要的承认。北京不可能忽视如此重大的战略发展变化。”

　　此时，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财政开支累计可达2000亿美元，美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美国已经出动全国近1/2的地面部队，1/5的空军力量，1/4的海军力量，动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各种现代化武器。可是，越南战争并没能实现预期，相反，美国却付出死伤几十万官兵的惨重代价。于是，反战运动遍布美国的大小城市。美国朝野开始厌恶这场战争，正在寻求新的方法，争取尽快地和体面地从越南撤军。

　　几乎与此同时，苏联的军事工业正在迅猛地发展，其核力量已经追上美国，各类常规武器，得到大规模的扩充。尤为警觉的是，苏联海军力量的发展，早已超乎常态。它的远洋舰时常在地中海和各大洋游弋，公开地向美国的海上霸主地位挑战。

　　1969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面对苏联争霸世界的挑战，认为美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充当反对共产主义的国际宪兵，而必须采取战略收缩政策。他说：“越南战争是我接任总统后必须立即处理的最紧迫的外交问题。”而要妥善处理这一问题，中国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用尼克松的话说就是：“问题的关键不在河内，而在北京和莫斯科。”

　　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不断挑起边境事件，破坏边界现状，干扰中国边境居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阻挠中国边防军的正常巡逻活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行反华政策。中苏边境上的苏联驻军，由10个师增加到54个师、100万军人，大有剑拔弩张之势。1964年10月15日至1969年3月15日，由苏联挑起的边境事件竟达4189起之多。

　　除开苏联的军事威胁外，美国在中国的近邻越南的战争仍在升级，并且还不时地侵犯中国领空，中国正处于“两面受敌”的困境之中，经济建设也因此受到严重干扰，全国的所有工作都不得不进入“时刻准备打仗”的备战状态。军费预算逐年递增，军队总兵力扩充到660万。国家大型企业实行“靠山、分散、进洞”的备战方针，半数以上的资金都已投入“大三线”的战略后方，整个国家都处于高度紧张的备战状态之中。

　　在此背景下，尼克松重新检讨对华政策，得出这样的结论：20年来，美国鼓吹孤立、封锁中国，非但没有奏效，反而在对华利益上蒙受巨大损失，美国再也不能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今天，中苏冲突日益加剧，在美国与苏联争霸的斗争中，中国已经成为可以借重的力量。

　　1969年2月1日，尼克松给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写了一个备忘录：“我们应该对下述一种态度给予一切鼓励，即本届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尼克松还检讨说，美国“无视中国这个亚洲的主要国家，是一个错误的政策”。他说：“苏联是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1969年春，毛泽东委托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召开座谈会的形式，研究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国防战略。4位元帅共召开了23次座谈会，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许多重要的报告。他们认为，苏联已经给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最大的威胁。陈毅还向周恩来汇报了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主动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别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立即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此前，中国俘获两名美国旅游者，他们因在香港乘救生艇而误入中国领海。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指示立即释放这两名美国人。外国通讯社评述这一事件，是“中美两国心照不宣的一次微妙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