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相声的乡愁：广播里传出的纯正"京片子"

　　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一百多万人随蒋介石政府迁至台湾，原本发源于平津地区的相声也随之被带到了海峡对岸，并在眷村生根发芽。在两岸关系紧张的年代，说学逗唱寄托着无数人对家乡的思念，台湾相声也在乡愁中生长出了完全不同于大陆的艺术风格。

　　去年岁末，北京保利剧院，以淡墨书法为背景的空旷舞台上，一套朱红色的桌椅是唯一道具，两个身穿明服，宽袍大袖的男人，靠着袖里乾坤、绵里藏针的嘴上功夫，愣是把一段公共厕所的变迁演绎成了中国历史的上下五千年，构思奇巧，犀利幽默，让人耳目一新。这是台湾“相声瓦舍”首次将自己的经典作品《东厂仅一位》带到北京，让我们领略了风味独特的台湾相声。而在此前的几个月，同一个舞台，上演的是赖声川最新的相声剧《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依然是两个台湾男人，二十多个大小段子，海量台词，带着观众周游世界，对旅途见闻趣事讽刺调侃，令观众从头笑到尾。

　　台湾相声，或者说相声剧，对于听惯了传统相声的我们来说，绝对是种新鲜的体验。有人说，台湾相声是个“异数”，它的消逝、重生、变革、颠覆，到现在红遍台湾街头巷尾，甚至被收入中小学课本，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

　　近年来，台湾相声发展息息相关的“三大腕”——赖声川、冯翊纲、宋少卿经常带着他们的作品来北京，听他们讲童年、讲往事、讲创作、讲相声生涯，讲心中的相声情结……几十年的故事讲下来，便是一部活生生的台湾相声史，也是一部活生生的乡愁史。

　　【童年相声】

　　广播里传出纯正京片子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戒严时代的台湾，娱乐匮乏，平民百姓家庭最重要的娱乐活动便是听广播，而广播里最受欢迎的节目便是相声，无数孩子听着相声度过了他们的童年时代，这其中，就有赖声川，也有生活在眷村的冯翊纲，用他们的话讲，这最早的“启蒙”，影响了一生。

　　严冬的北京，798的一家咖啡馆，靠窗而坐的赖声川一身黑衣，依旧是招牌式的花白长发与胡须，说起有关相声的故事，他经常爆发出一阵爽朗笑声，快乐得像个孩子。“我们小时候，最早听的相声是‘军中康乐队’”说的，他们是1949年从大陆来到台湾，类似于部队的文工团，其中有人相声说得很好，比如后来很有名的吴兆南、魏龙豪，当时他们的相声录了黑胶唱片，在广播里能经常听到，流传很广，我从小听他们的相声，对相声才有了最初的兴趣。”

　　在台湾，说起吴兆南、魏龙豪这些前辈，似乎是相声的“正根儿”，因为在那之前，台湾是没有相声的，他们随着军队来到台湾，也把这种艺术形式带了过去。1924年出生的吴兆南是在北京胡同里长大的，曾是大宅院里的富家少爷，少年时爱往茶馆跑，喜欢听说书，久而久之，对“说的艺术”产生了兴趣。13岁那年，他拜师学京戏，文、武、丑都学，为他日后“说、学、逗、唱”练就了一些基本功。据说，他在台湾说相声属于“赶鸭子上架”，上世纪50年代，马继良在台北创立“萤桥乐园”，变魔术、说评书、唱大鼓的都有，独缺说相声的。马继良首先想到了吴兆南：“北京人嘴滑，能耍嘴皮子，也一定能说相声！”于是，台湾一代相声名家就此走上了舞台。

　　“我早先也听说过侯宝林、马三立这些相声大师的名字，但是当时在台湾根本听不到，不知道传统相声是怎么回事，我是从这两位先生口中第一次听到了《黄鹤楼》这样的传统段子，特别好听。”赖声川对童年时代的那些相声如数家珍，“除了老段子，这两位先生还善于创新，我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听过大陆老段子后，才发现当年他们在相声里加入了一些反映台湾社会现实的东西，让人觉得很亲切。比如《篮球赛》就是他们新写的，也很不错。”

　　广播里的相声，那纯正的京片子， 深深留在很多台湾人记忆里。“相声瓦舍”的当家人冯翊纲也有着和赖声川近似的童年经历，“小时候，我妈妈在电台工作，负责‘军中之声’，录制一些京剧、相声，经常带我去，我就站在一边听相声，听得入迷。”对于在眷村长大的冯翊纲来说，听相声是困窘生活中一种纯粹的快乐，因为这是“戒严之下唯一被许可的声音”。冯翊纲说他最喜欢听吴兆南、魏龙豪两位先生说相声，是因为他们是北京人，“一口纯正的京片子，特别地道”。他后来才知道，当初这些前辈所说的传统相声其实并不正宗，“他们在北京只是相声爱好者，来台湾时也没有完整的相声资料，只是靠早年记忆，靠着对家乡的眷恋和对相声的热爱，把记忆中的那些包袱连缀在一起，结合台湾的生活，改编成了他们自己的相声。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成为大师。”

　　【眷村孩子】

　　相声里的乡音与乡愁

　　说到台湾相声，冯翊纲和宋少卿是两个绝对绕不过去的关键人物，在大陆知道他们的人也许不多，但是在台湾家喻户晓，“相声瓦舍”自从1988年成立以来，每年表演上百场，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段子在坊间流传。北京保利剧院《东厂仅一位》首演的前夕，记者在休息间里采访了两位“大腕”，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庄一谐，两人还不时相互调侃，俨然一对“损友”。他们说，一生的相声情结，是从眷村开始的。

　　眷村牵扯的是一段特殊的历史。1949年，蒋介石败退到台湾，60多万国民党军人及家眷带着不同的乡音、记忆和创伤，离乡背井渡海来到台湾。军眷们用茅草和竹子为主要材料，搭建起了一个个临时的住所(因此也叫竹篱笆)，原本是等着“反攻大陆”后离开。但年复一年，这些社区逐渐地遍布了台湾的各个城市，形成了一座座类似小型移民村的地方，这就是“眷村”。眷村最多的时候一度达到800多个，近年，眷村逐渐拆迁、瓦解，取而代之的是都市化的摩天大楼，因此眷村成为台湾人不可重拾、也不可忘却的集体记忆。

　　冯翊纲1964年出生于高雄左营的陆军眷村，“我爸是陕西人，我妈是河北人。我爸18岁，我妈10岁来到台湾，他们是到台湾之后结婚的，我们一家还有姥姥、姥爷、太姥姥当时都住在眷村。”他兴奋地站起来，比划着眷村住宅的构造，“就像一长溜儿的营房，类似集体宿舍，邻居们共用一根大房梁，门对着门。”眷村的孩子都是过集体生活的，“我们都像狗一样，一群一群的，一两个大孩子带着，所以，学好很容易，学坏也很容易。”幸运的是，冯翊纲没有学坏，他父亲在海军陆战队工作，最后官至将军，家境不错，家教也很严，很小的时候，他妈妈就给他买来“100个古代好孩子”的故事书，使他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熏陶，长大后，引发了他对古代经典的浓厚兴趣，遍读经史子集。当时，左邻右舍的孩子也都来他家看书，他们就成了眷村里爱看书的那一群。

　　当时大家都爱在广播里听吴兆南和魏龙豪的相声，冯翊纲最引以为豪的是，他妈妈有一口同样漂亮的京片子，因为她是电台的播音员，姥姥、姥爷说的也都是北京话，“最后我自己也学了一口京片子，这是我最早对语言这门艺术发生兴趣。”而眷村的童年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浓浓的人情味和深厚的传统文化。“眷村很重视中国的传统年节，虽然老家不一样，风俗不同，但是互相融合，也非常热闹，包饺子的时候，孩子们就串着各家吃，不知道吃了多少家。”这些童年印记最后都融进了他的相声创作。

　　而总是一副鬼马表情的宋少卿当年在眷村显然属于更顽劣的一群，曾为了练“轻功”把一村人的屋顶踩破。他在北部的“龙华新村”长大，爸爸是大连人，在青岛海军学校毕业后参军，妈妈是青岛人，两人结婚后随军来到台湾。说起母亲，宋少卿无奈地摇头：“过年时又唠叨了，几十年了每年如此。”在一边的冯翊纲便绘声绘色地学起宋妈妈的山东腔：“宋娃啊，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两人相视而笑，眼中却有点辛酸，“父母这一辈人，在青春正盛的时候离开家乡，很多事情就永远停留在回忆里。”挥之不去的乡愁成为眷村一代人的主旋律。

　　而作为眷村二代的宋少卿对于大陆并无感性认识，他对各地省份的概念便是眷村中人那些南腔北调的口音。“我这种喜欢说话的孩子，在那个封闭的小环境里，从小就被南腔北调吸引。”模仿各地人的口音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也造就了他对语言的敏感。而对相声的喜好，竟然是因为宋少卿发现，“相声是把妹的好方法，讲一段后，女生都笑得花枝乱颤，所以我把对口相声都改成单口了。去夜店把妹，不能猛灌酒吧？灌挂了有什么意思？如果是弹钢琴的，要扛一台钢琴去把妹；就算会踢足球，也不可能穿西装还带着足球。唯一不用任何成本让别人快乐的事，就是说话。”

　　台湾从眷村走出的名人很多，不光是相声圈儿，政界、文化界、演艺界比比皆是，宋少卿认为，其中的最大原因是：“眷村让我们很早学会独立，家里没钱没地，要靠自己打出一片天地。”冯翊纲的父亲虽然官至将军，但他对儿子说：“我来台湾的时候，就带着两双草鞋，一无所有，眷村的房子子女也不能继承，所以你自己的一切要靠自己去挣，要考上大学，证明你的智能没有问题。”宋少卿则对邻家爸爸“军人变猎人”的故事记忆犹新，“那个爸爸像猎人一样，把儿子三下两下捆起来，吊在房梁上。”他在一旁看得不寒而栗，在眷村，孩子挨打是一种很普遍的经验，这种严格的家教使很多眷村孩子发奋读书，成为各个领域的顶尖人物，“连混黑社会都能混成老大。”冯翊纲笑着说，在父亲的“刺激”下，1984年，他考取了台北艺术学院戏剧系，三年后，宋少卿成了他的学弟，两个出身眷村的孩子，因为对相声的共同喜爱从此结为一生拍档，而眷村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对中华历史地理的乡愁成为后来“相声瓦舍”最主要的营养。 J024

　　参考

　　眷村的兴起

　　1949年，国民党在内战中失利，约120万人离开大陆，被历史洪流卷到了之前一直不被人关注的小岛台湾，1950年激增到745万。国民党当局在全岛兴建简单房舍，并将这些新移民聚集在一起，慢慢就形成了一座座 “眷村”。如果按照大陆人的思维，这些眷村应该算是“国军大院”了，但不一样的是，这些眷村并没有按照大陆人想象的部队大院而存在。

　　当时，国民党对台湾似乎只存有“过客”的心态,随时要“反攻大陆”。绝大多数普通士兵家庭分到的都是简易房，很多人连家具都买藤制的，因为藤制最便宜，将来反攻就可以马上扔掉。当时眷村的房子，墙壁是下砖上泥，以茅草和竹子为主要建材，上面只有一层石棉瓦。因此眷村又被称为“竹篱笆”。按军种眷村分为陆、海、空三类。名字也大多皆隐含军种或省份涵义,例如，“陆光”眷村，全是陆军的家庭；“宪光”则是为宪兵建的眷村；而“大鹏”很明显就是空军眷村。早期眷村没有自己的厕所和浴室，厨房是几家共用。要洗澡，男生洗女生等，女生洗男生等，后来慢慢建成男女各一间，常常一到傍晚，大家都端着脸盆去洗澡。

　　随着反攻大陆无望，军中禁婚也解除，台湾当局大举兴建眷村，在宋美龄主导下，民间捐款筹建完成5万多栋眷舍。妇联下面附设托儿所，很多眷村孩子都在这里长大，马英九也曾透露，自己幼时在宋美龄办的托儿所里就读。很多眷村人对宋美龄都心存感恩之情，她被眷村人视为“蒋母亲”。很多政治人物都有可能挨眷村人的骂，但唯独宋美龄不会。(资料来源《文史参考》)

　　相声死而复生

　　【那一夜】

　　相声在绝境中重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吴兆南的事业高峰，也是台湾相声红火的岁月，广播让“空中相声”走进千家万户。可谁也没有想到，短短十几年后，到了80年代，相声在台湾竟然消失了。

　　当年赖声川去美国留学前，曾买了吴兆南和魏龙豪所有的录音带，身处异国，他时常会放两位先生的录音带来听，以解乡愁。可是1983年，当他在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戏剧艺术系读完博士，回到台湾后惊异地发现，“在我离开的这几年，相声死了，而且死得很彻底。”当他走进一家熟悉的音像店，却遍寻不着一盘相声卡带。赖声川去问老板，老板甚至都已经忘记相声为何物，赖声川仔细一瞧，老板还是那个老板啊，以前不就在这儿买过相声卡带吗？他惊异于“相声这个伟大的民俗传统可以在众人的集体意识中消失了。”

　　“70年代中期，吴兆南先生移民去了美国，到70年代末台湾经济起飞，基本就没什么人说相声了，一个人的移民最后造成了一个艺术形式的消失，在社会的快速发展中，传统文化竟然如此脆弱。”相声的“死亡”触动了赖声川的灵感，“传统，没有人给它写祭文，因为根本没有人发现相声死了。”于是，他决定“用相声来纪念相声在台湾的死亡”。

　　1984年，赖声川组建了“表演工作坊”，最初的成员只有他和李立群、李国修三个人，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创作第一部作品。“当时连排演的地方都没有，人在哪里，就在哪里排，我所在的台北艺术大学还没有盖校园，借用的是台大的地方，我们戏剧系就设在男生宿舍，我的办公室在二楼，外面正对着一个坟场，每天看到的就是一片墓地。而且那个楼还是危楼，消防局在楼里贴了牌子，每个房间不能同时超过三个人，所以，除了我们三个，一个人也不能多进了，地板踩上去还会哗哗地响，我们这些艺术家就呆在那样一个破烂的地方。”谈起当年第一部相声剧的诞生，赖声川兴奋得似乎回到了青年时代。

　　这部作品就是后来成为台湾相声剧开山之作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当时写的时候，还没有相声剧这个说法，只说是以相声为形式的舞台剧，我们也不承认自己是说相声，因为很心虚，都不是科班的，我也不会写相声，他们也不会说相声，但是我们很努力地做出会说的样子。”这部戏前后排了7个月，采用的是赖声川在美国学习的“集体创作+即兴创作”的方式，剧本一起写，边排边改，直到演出前的排演，说不定还会有新鲜笑料随时补充进去。

　　由于这部戏的影像资料在台北一次台风中悉数被毁，所以目前留下的只有当年演出的原声录音。听这部相声剧，仍会惊异它在结构上的独特，全剧由5个段子构成，从上世纪80年代和60年代的台北，向前推进到抗战时期的重庆，五四时期的北平和清末的北京，每个段子，都离不开“失去”和“失落”的主题，从台北的一次失恋，到失去一台电视机，一只老狗，到喝完一坛老酒，到失去记忆……在一环一环的失去中，频频唤起我们曾经珍惜的物件与回忆。“在每一个时代，我们都力图写出那个时代的风格，会让你觉得真的是那个时代的段子，但其实又加进了很多现代的东西。”在所有的段子和笑料背后，赖声川想说的只是一句话：“很多时候我们丢了东西自己却不知道。”正如同相声的消失，“没有人写祭文，也没有人报警，因为没有人发现它消失了。”

　　1985年3月1日，《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在台北首演，创造了场场爆满的票房奇迹。“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它会这么成功，没有一点心理准备，当时以为它会是一个小众作品，结果却路人皆知。磁带卖了200万盘，卖疯了，卖到工厂都来不及做，在总人口不过2000万的台湾，这是唱片界的一个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