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言今生》《悬崖》让谍战剧创作"峰回路转"

　　自2009年《潜伏》制造的高峰以后，谍战剧的创作品质曾一度陷入低迷。2012年开年，《誓言今生》和《悬崖》的热播则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谍战剧创作的“峰回路转”。在剧作收获的收视率和话题效应之外，更值得探讨的，是这两部作品在思想艺术方面对谍战剧创作的全新开拓。

　　作为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分管电视剧的副总监，黄海涛的办公桌上从来都是堆积如山的电视剧光盘，其中，谍战剧占了很大份额。“拍了那么多，平庸雷同的也太多，让我们挑剧的时候常常无从选择。”黄海涛直言。

　　但刚进入2012年，观众却看到了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的谍战剧《悬崖》。“衡量一部剧的优劣，收视率固然重要，但有时候也要看有没有人管我要碟。”黄海涛说，《悬崖》播出后，他把光盘放在后备箱里作为礼物送给朋友，收到的人都非常高兴，“这说明《悬崖》确实是非常成功的剧作。”

　　就在《悬崖》在央视综合频道“次黄”时段播出的同时，该频道黄金时段正在播出另一部隐蔽战线题材电视剧《誓言今生》。播出伊始，该剧就成功跻身全国同时段电视剧收视率榜首，并随着故事的进展一再攀高。

　　如果说，自2009年《潜伏》制造的高峰以后，谍战剧的创作品质曾一度陷入低迷，2012年开年，《誓言今生》和《悬崖》的热播则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谍战剧创作的“峰回路转”。在剧作收获的收视率和话题效应之外，更值得探讨的，是这两部作品在思想艺术方面对谍战剧创作的全新开拓。

　　用真实提升历史美学品格

　　充满异国风情的街道、苏联人来来往往的咖啡馆、积雪覆盖的茫茫山林……这是电视剧《悬崖》中伪满洲国时期的哈尔滨，也是大多数人并不熟悉的哈尔滨。有别于以往的谍战剧多是以室内作为主要拍摄场景的做法，《悬崖》用具有浓郁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的细节设置，为观众搭建起通往历史真实的通道。该剧播出之后，编剧全勇先被一些观众称为“缝补历史碎片的裁缝”。

　　真实，是全勇先创作《悬崖》的初衷。这与《誓言今生》的创作意图不谋而合。事实上，后者在对历史事实的还原和再现上，比前者走得更深更远——1949年国民党退败台湾、1955年“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爆炸事件、1965年李宗仁返回大陆、1971年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1988年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回归发表联合公报，《誓言今生》选取了新中国成立后50年间几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极大提升了该剧的历史真实感。

　　文艺评论家李准认为：“主人公是不是真实地生活在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历史选择中间，是衡量一部历史题材作品最重要的标准。”但历史背景和社会氛围的真实，仅仅只是最基本的层面。每一部文艺作品都是一个自足的世界，其中人物和逻辑的真实才是赋予作品厚重质感的关键所在。

　　与以往的谍战剧在塑造人物时“非黑即白”的做法不同，《悬崖》和《誓言今生》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极力避免了简单化的处理方式，从而使敌我双方的情报人员都具有更加丰富和立体的性格。《悬崖》中的周乙和《誓言今生》中的黄以轩，在为信仰付出一切的同时，也承受着作为情报人员所必须经历的内心煎熬，而反面人物高彬和孙世安，则在亲情或爱情面前也流显出柔情的一面……电视剧通过刻画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为其内心和情感的选择进行了充分的铺陈，人物自身的性格逻辑也为电视剧故事逻辑的真实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人物心态和情感的真实往往是打动观众的决定性因素，是最重要的真实，”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说，“通过人物内心的真实带动故事逻辑的真实，让观众在人物情感和命运的选择中把握历史的走向，揭示历史的精神，这使《悬崖》和《誓言今生》具有比以往的谍战剧更高的历史美学品格。”

　　让人物走进观众的内心

　　长期以来，悬念重重的故事情节，紧锣密鼓的叙事节奏，一直都是谍战剧最重要的特征。然而，《悬崖》和《誓言今生》却反其道而行之，将镜头焦距对准故事中的人物，将人物对情感和命运的选择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最重要的线索，从而在叙事的节奏上更加趋于舒缓。

　　《誓言今生》的导演刘江因曾执导谍战剧《黎明之前》而备受关注，但在谈及这部电视剧时，他说：“《誓言今生》能够吸引我的恰恰是其与《黎明之前》的巨大反差——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情节化的作品，它的推进方式是以人物为主的、有意味的。在这个故事里，来自一个家庭的两个政治立场相悖的人，长期进行着策反与反策反，却最终走向融合，人物不是案件和故事的附属品，相反，他们的选择和结局正好蕴含着历史的隐喻和期许。”

　　“以往的谍战剧通常把精力用在智斗、刀光剑影、步步追杀，这样一来，人物往往淹没于故事情节中。但《誓言今生》却没有走那种情节化的老路，而是对准了主人公的情感选择。在节奏的处理和风格样式的把握上，它不是以热闹见长，不是以不断的较量见长，也不是以悬念见长，而是将这些元素都通过情感和信仰的坚守表现出来，以沉稳、舒展的叙事策略介入人们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李准说。

　　同样，在《悬崖》的人物塑造上，全勇先也倾注了很多的情感。“过去做一些谍战剧的时候，我们太重视情节了，常常几分钟就是一个高潮。跌宕起伏的故事固然重要，但必须意识到的是，只有打动了观众的内心，这些情节的设计才有意义，而进入观众内心的根本，就是从人物身上着手。”

　　全勇先认为，《悬崖》中的周乙与以往谍战剧中的英雄人物有很大的区别：“在《悬崖》里，我把周乙塑造成一个有情怀的人，支撑周乙内心的是一种爱。只有人物丰满了，故事才会丰满。人物比情节更加重要。”

　　用信仰提升作品的情怀

　　过去几年拍摄的几部优秀谍战剧《暗算》、《潜伏》、《借枪》等等，是以作品的情节化、精致化见长，而《悬崖》和《誓言今生》却另辟蹊径，在作品的文化含量上进行了新的开拓。

　　上海东方传媒集团副总裁杨文红认为，不管是《誓言今生》还是《悬崖》，其最重要的特质就在于，它们是载承着创作者诚意的作品，也是充满理想主义的作品。

　　自《潜伏》开始，信仰就被作为谍战剧重要的精神支柱和价值诉求予以表现，而《誓言今生》和《悬崖》则将信仰的力量在作品中进一步凸显，使谍战剧的思想基调达到新的高度。

　　《誓言今生》中，黄以轩在坚持情报工作的同时，忍受着妻子牺牲、女儿失踪带来的痛苦，更背负着误杀父亲所产生的巨大的内疚感。此后的几十年，他始终默默地奋斗在生与死的边缘，而支撑他的精神世界的，正是其心中崇高的信仰。50年的腥风血雨中，他付出的最大的代价是个人的情感。而这种以信仰为支撑的付出，使电视剧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和历史情怀。在电视剧的最后，当两个在策反与反策反、间谍与反间谍中斗争了50年的男人将彼此心中的恩怨释怀时，作品通过人物所要表达的信仰、对两岸关系的期许，以及对历史发展趋势的认同，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表达。

　　在全勇先看来，情怀是其创作《悬崖》时考虑得最多的要素，也是整个作品的灵魂所在。而他赋予作品情怀的方式，也是通过主人公周乙对信仰的坚守来实现的。“为什么周乙能够做那些了不起的事？因为他有信仰，他想让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有尊严，让人们都过上幸福生活，他是为精神而战。做谍报工作的人们，没有信仰是坚持不下来的。所以我在写这个人物的时候也是怀着敬意的。”全勇先表示，《悬崖》一方面是写谍战，另一方面是写苦难中的人性美。

　　“有个朋友看了《悬崖》后跟我说他掉了好几次眼泪。谍战剧让人掉眼泪，不在于情节多么曲折，而在于这个剧的文化含量。”黄海涛说。

　　李准认为，如果说以往的谍战剧是站在阶级斗争、对立、复仇的角度来塑造人物，《悬崖》和《誓言今生》则是站在人性、胸怀、信仰这样的高度来再现历史、塑造英雄的。“可以说，这是对谍战剧思想维度的开拓和历史文化情怀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