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文协经费困窘 老舍常自掏腰包打理事务

　　作者：黄菊

　　作为抗战时期全国规模最大的文艺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对抗战文学的重要意义人所共知。如果说文协要做的是抗战文学的大事业，那么支撑着此事业的则是无数细小、具体的事务。在这些事务中，经济问题始终困扰着文协：因经费缺乏，众多写作和出版计划及其他抗战文学活动未能如愿实现。那么，文协的经费收支状况究竟如何？其对文协活动的开展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在讨论文协对抗战文学的贡献时，不应忽略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考察。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细节能更好地折射出文协所作贡献的意义。

　　难解经费困局

　　根据《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章》规定，文协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会员常年会费、公私补助费、特殊捐助、丛书和会刊出版销售收入以及“会员著作经本会介绍出版者，抽取版费或稿费百分之五”。但在战争的大背景下，文协的经费保障面临众多问题。

　　文协在成立之初得到文艺界各方人士的踊跃响应，会员调查表从各地源源不断地寄往总会，西安、成都、长沙、广州等地的分会也在积极筹备。但一年以后总务部的会务报告中提及，共有170余人缴纳了300余元会费，缴纳会费的会员人数占总会员人数的比例未能过半。抗战时期，众多作家的经济状况几乎都不理想，且流动性很大，文协的会员年费某种程度上只存在一种象征意义，更稳定的经费收入则来自政府的支持。文协成立后即获得国民政府的经费支持，可是相关允诺未能立刻兑现，需专人催要。1938年6月12日，文协曾为找国民政府各部门落实补助召开专门的临时理事会。经过催促，相关部门的补助在7月才到位。文协还得到不少热心人士的捐助，于右任、冯玉祥、邵力子、张道藩、陈真如等皆在文协成立初期给予特别捐助。1939年，远在新加坡的文协常务理事郁达夫得知文协经费困难，先后两次在新加坡发起募捐活动，并举办捐助文协的文稿义卖周，所得捐款1300元全部寄给了文协。

　　从文协总务部主任老舍的相关报告中可看出，文协每个月固定支出占比最大的是会刊《抗战文艺》的出版印刷费用。公开发行的《抗战文艺》并未给文协带来太多收益。《抗战文艺》的发行价格多次调整，从最初的三日刊零售价一本3分钱，变为周刊后一本5分钱，因通货膨胀1944年出版的第九卷第五、第六期合刊售价甚至达120元。会刊每月要送给会员与补助机关，由于战火阻断交通，会刊在重庆复刊以后，只能行销于重庆、昆明、贵阳、成都等城市。按老舍的说法，“求收支相抵已自不易，更说不到赚钱了”。

　　“穷而乐，睡而不死”

　　在经费困窘的情况下，文协尽力节俭稿费、会址租金等费用。最初文协只对部分完全依赖稿费生活的作家给予一些微薄的稿酬。自第51期开始，《抗战文艺》获得了“文艺奖助金委员会”的支持，才将稿费提高至每千字6元至12元，并扩大了稿费发放的对象。文协选取总会会址也是以省钱为基本原则。最早在武汉的会址是与中国文艺社及戏剧协会合租的，“既省租金，且颇热闹”。林语堂在出国前夕将其在重庆北碚蔡锷路24号的宅邸捐给文协总会作为会址(后为文协北碚会所)，对当时居无定所的文协则更无疑是雪中送炭。至于维系文协日常运作的一些开销，如水电、文具、邮电等杂支，更受到老舍的严格控制，前期的月开销基本都在200元以内。

　　在文协成立的前两年，尽管经济窘迫，但在节俭之下尚能维系。但1940年以后，在越来越厉害的通货膨胀冲击下，连支撑局面似乎也难以做到。虽然文协又争取到更多政府部门的补助，但其与飞涨的物价相比是杯水车薪。由此，会刊的正常出版也往往受到影响，而1942年1月9日的《总务部报告》竟不得不委托《新蜀报》发表。

　　文协经费自始至终都不充裕，也导致人手的奇缺。按章程应聘请干事若干，事实上却只能请一个拿酬金的专职干事，前期聘请的专职干事为萧伯青，后期为梅林。一直负责打理文协事务的老舍，不但从不在文协拿一分报酬，有时甚至还自掏腰包。老舍曾在《关于文协》一文中感慨：“发起一个组织，和要结婚一样，事前全是理想，事后乃须将精神落在煤米柴炭上。团体成立，比家庭安置更难。” 抗战后期文协的经费更加捉襟见肘，活动还在继续开展，可它已无法主动筹划活动。老舍后来总结，有很多计划未能实现。可是，正如他所说，文协“穷而乐，睡而不死”，在重重艰难中最终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