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究竟因何曾不想当主席？秘书叶子龙揭秘(3)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不让录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经常在全国各地巡视，每年在京、在外的时间几乎各占一半。最初，为了保证新生政权最高领袖的绝对安全，毛泽东每次出行都由有关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陪同。

　　如果是乘火车的话，铁道部部长、公安部部长是必陪的；如果是乘飞机的话，空军司令、公安部部长是必陪的；如果是乘军舰的话，海军司令、公安部部长是必陪的……然而毛泽东每次出行的时间不等，有时时间较长。有些部门、军种的第一把手，不可能长时间脱离工作岗位，后来就逐渐降格了，由副部长、副司令员陪同。再往后，有时连副的也不一定陪了。

　　叶子龙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陪毛泽东出行多一些，后来也不是每次必陪了，但逢有重大会议或比较重要的外出，叶子龙还是要一同前往的。很多时候，毛泽东想上什么地方去，会亲自指示让叶子龙先去看一看，或布置一番，在外地定下活动日程，也由叶子龙同各方面联系、安排。

　　例如，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那是 1957年底，隆冬时节，北方天寒地冻。毛泽东要我先到南方转一转，说是看看各处的房子，以便安排开会。我就到浙江的杭州、云南的昆明、广西的南宁等地转了一圈。在南宁，发现也有可用于开会的房子，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决定在南方开会，南宁也是一个开会地点。”

　　这样，叶子龙又为在南宁开会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当时南宁没有暖气，可若逢阴雨天，室内还挺冷，叶子龙就同上海方面联系，从那里弄来了电水暖器。

　　笔者从一些材料和书籍中了解到，那次南宁会议气氛比较紧张。从 1957 年下半年始，毛泽东就对 1956年中共部分领导人提出的反对经济冒进的意见展开批评。 12月在杭州、上海等地开会时，指名道姓批评了周恩来等人。到南宁后，更把批评反冒进推向高潮。

　　在南宁会议上，印发了 22份参考文件。其中李先念在人大一届三次会议报告中反冒进的部分言论，《人民日报》 1956年6月20日的社论，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关于 1957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都是作为供批评反冒进的材料用的。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几次讲话，在听汇报时几次插话，都是批评反冒进的，且言词激烈。

　　据有关记载，毛泽东对柯庆施《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非常欣赏，视为反冒进的鲜明对照。甚至拿着该文质问周恩来，能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周恩来回答写不出来后，毛泽东进一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种情况自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内，似乎还是第一次。

　　叶子龙回忆说：“由于毛泽东批评了好几位领导人，而且话说得很不客气，南宁会议的气氛的确显得紧张。以往开会期间，为了松弛、调节一下，时常安排一些活动，跳跳舞。可这次大家会上会下都不怎么说话，舞厅也没有人去了。”

　　笔者听说也是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对会议录音发了一通火，不许录音，就问叶子龙是否确有其事。“是有那么回事，本来录音的工作都布置好了，线也拉好了。毛泽东生气后，赶快全撤了。”

　　说到录音的事，笔者想起“文革”期间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有几位所谓“黑帮”的罪名之一就是对毛泽东搞“窃听”。“文革”后是非得到澄清，所谓窃听，实际上就是正常的录音，但没有事先向毛泽东请示。然而“文革”期间，很多人以“窃听”的罪名挨了整。 经笔者向部分知情人询问，得知之所以有人能利用此事做文章，是毛泽东确实因录音而发过火。那是 1961年，毛泽东出巡南方，在湖南时，他发现自己这一行人中有机要室负责会议录音的人员，就面露不悦。

　　当他问汪东兴是谁让带录音人员时，汪东兴未向毛泽东说明录音人员是他打招呼带的，他没做周详的解释，结果毛泽东勃然说道：查一查人是谁派的，谁派的就开除他的党籍。 电话打到北京中央书记处，是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接的。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经书记处讨论决定：今后开会不再进行录音，并将以往的录音全部销毁，只留下极少部分内容涉及党内一些未做定论问题的录音材料。很多了解内情的老人，都觉得这样处理非常可惜，损失了我党许多珍贵资料。“文革”期间不少人还因这被演绎成的“窃听”事件，蒙受迫害。

　　如果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人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因录音而发火了。毛泽东很长时间一直对录音和做记录不太习惯。不光是毛泽东，还有许多中央或地方高级领导都对此不习惯。有时开会发言，搞录音的同志把麦克风放到他们面前，他们就毫不客气地将麦克风推到一边去。

　　叶子龙说：“我是 1956年在山东，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对录音流露不满的。 1958年南宁会议，毛泽东亲自提出不扩音、不录音。 1959年在杭州开会，毛泽东一上来就讲：这次谈苏联问题，不做记录。柯庆施布置后告诉毛泽东，没有安排记录人员到会。毛泽东顺嘴说了一句：不光有用笔记的，还有用电记的呢。”

　　那么，中央开会做记录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当初这样做时，毛泽东是如何表态的呢？叶子龙说他也搞不清楚，虽说这些事情后来都归他领导的机要室管，但在延安、在解放战争后期，却并非由他负责。自从陈伯达、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后，中央开会，毛泽东的讲话有时就由他们做记录；有时江青也做记录。显然那时还没有固定的、专职的记录班子。

　　据一些机要室的长辈们回忆，他们从事会议记录工作大约是在西柏坡时期，采用速记的方式记录，这项工作属中央秘书处 管，当时的处长是曾三，副处长有裴桐、王仲山、王凯。用器材记录，则是在进北京之后了，许多人回忆是始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

　　器材录音最初是由广播事业局负责的，后来才归机要室。那时如果开会需要录音，有关负责人就会通知广播事业局派人到会录音。录好后，将磁带交给中央办公厅。

　　笔者问叶子龙：“对做记录一事，中央是否作过明确的决定，或者要求？”叶子龙说：“我对毛泽东是否专门就此作过什么指示没有印象。尽管毛泽东对记录、录音有时流露不满，但除了个别场合提议不记录、录音外，并未正式决定取消录音和记录。所以，负责记录和录音工作的人员，每当接到开会的通知，就前往会场录音、记录。直到湖南那次会议，毛泽东对录音之事发火了，书记处作出正式决定，才停止了录音。”

　　摘自《聆听历史细节》第四章，王凡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