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黄亚洲：让更多的人通过文学更接近雷锋

　　作家黄亚洲：塑造一个文学的雷锋

　　记者 何晶

　　作为长篇小说《雷锋》的作者，作家黄亚洲最近很忙。从上周四起他就处在连轴转的奔忙中：走进浙江卫视演播厅接受访谈、出席新版《雷锋》的浙江首发式、到浙江图书馆作讲座、飞往成都参加《雷锋》的四川首发式、又连夜飞回杭州为了第二天在杭州雷锋纪念馆举行的纪念活动……而在此前一周，他赴京参加了“践行雷锋精神”专题会议、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专访、在北京东城区作了一次讲座，再往前推一周，他和雷锋的战友乔安山在央视录制有关雷锋的访谈节目。记者获悉，小说《雷锋》也成为了正在举行的“两会”代表委员的必备书目，在北京新华书店、“两会”代表委员驻地重点陈列。为何长篇小说《雷锋》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对于黄亚洲来说，这大概也是始料未及的，毕竟在动手写作之前，他听到了很多质疑声，“回想当时创作这部作品时，赞成者众多，反对者也不少。反对的，大约是三种情况：一是说不好写，二是说不宜写，三是说不该写”。说不好写，是因为把一堆零碎的“好人好事”写成长篇很难；说不宜写，是指在当下这个“物竞天择”的竞争时代，不宜提倡大公无私；说不该写，是说现在不能树这个典型，涉嫌“造假”或是“造神”。这些反对声，其实也正是对雷锋精神在当代是否还应该提倡和传承的质疑。然而正是因这些反对意见，黄亚洲坚定了要写雷锋的信念。

　　“我很长时间都在想，雷锋在我们中华民族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符号？当前，这样的精神符号还能不能存在？还能不能闪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从他身上还能继续得到精神营养吗？”2008年奔赴汶川地震救灾现场时，所见所闻让黄亚洲得到了答案，当时，一大批的“雷锋”出现在他面前，“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只要出现大灾大难，雷锋就会以一种很醒目的方式层出不穷地站出来。雷锋精神，客观上存在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深处，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人心深处”。从四川回来后，黄亚洲就开始了《雷锋》的写作。

　　谈到自己的创作，黄亚洲说首先他在思想上对雷锋形象和精神进行一个定位，“作为一个作家，我对雷锋的理解与过去是有差别的，对于雷锋是学习毛主席语录的标兵、忆苦思甜等不是不提，但要淡化处理，我想要突出的是他爱岗奉献、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认为，雷锋的一生，就是大公无私的，而这在当今社会仍然值得提倡，“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标杆，这种标杆的意义，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也是需要的。”

　　然而进入具体的写作，黄亚洲发现并不容易，“50年来，关于雷锋并没有一部文学作品，这是一个挑战”。正如有人所担心的，雷锋的一生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都是些平凡事，怎样用一部长篇小说的篇幅来记述这个人的一生？面对这样的挑战，黄亚洲说自己的应对策略就是在雷锋周围布置了许多人物，通过雷锋与周围人的相处、在人际关系中塑造雷锋这个人物。另一个则是通过大量的情节设计和细节设计。比如，他塑造了与雷锋同龄的喜宝这个人物形象，地主家的儿子，但因为自己的母亲也是穷苦人家的女儿，所以对雷锋也有着同情，解放后他成为了农场的一位职工，而作为农场拖拉机手的雷锋常常帮助这位童年玩伴，帮助他做好农场的工作，帮助他寻找失去联系的母亲，而喜宝最终也追随雷锋去应征入伍。黄亚洲说，塑造喜宝这个人物，正是为了在人际关系和细节写作中展现一个真实的雷锋形象。

　　如何将雷锋从一个长期的符号变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黄亚洲的做法是在大事不虚的基础上，适当地丰富人物的内心、情感，丰满人物形象。正如当下人们质疑“雷锋做好事是‘摆拍照’”，他在写作时也想到了，两百多张的摆拍照，雷锋是否就真的没有一点不愿意？于是小说中就有了雷锋不愿意拍照而指导员认为在事实的基础上可以拍的情节。黄亚洲说，“作家笔下文学的雷锋，是要有所塑造、有所典型化的”，而这也正让雷锋接近了“人”。

　　“我写《雷锋》长篇小说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通过文学更接近雷锋，接触到雷锋精神。”黄亚洲如是说。但是人们对雷锋的接受度有多少，他认为这不在自己所控范围内，“我只是开了一扇门，至于人们有多少感动、有多少思考，这就是人们自身应该关注的问题”。但是黄亚洲仍然期冀，通过小说这样一种形式进行文学的浸润，人们对雷锋这个名字、这个人物、这种精神能够有更多的回想，也有更多的承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