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我要建立自己 写作是成本很低的方式

　　阿乙：即使泥潭，也比坦途要好

　　记者 金莹

　　26岁之前，那个名叫艾国柱的青年做过县城的小警察、组织部公务员。他生活的县城江西瑞昌，是中国无数个面目相似的县级市中的一个，小，沉默，固执，仿佛还凝固在上个世纪的时光中。去过县城的最大明星是应彩票抽奖之约而去的游本昌，小城里万人空巷去围观这位外来的“名人”。那里常年下雨，路面湿漉漉的，让人懊恼：“县城每隔一年就往郊外扩展一点，但是看起来越扩越小，它在心里的位置越来越小。我觉得人们心里有一道围栏，将自己凄苦地困死在里边。是自卑和自弃的围栏。”

　　26岁之后，艾国柱“出走”了。他坐着火车离开了家乡，游走在广州、北京等大城市之间。他做过体育编辑，编过《天南》杂志，如今则是一家民营图书公司的文学主编。在这段漂泊中，32岁时的他开始把之前在头脑中酝酿的诸多故事梗概付诸笔端。2008年，他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灰故事》。此后，短篇小说集《鸟，看见我了》和随笔集《寡人》陆续出版，他写那段被自己放逐在身后的时光，写小镇人物，写最接近生活的人生。近日，阿乙又推出最新长篇《下面，我该干些什么》。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赞誉之辞：“读阿乙的小说，我想起弗吉尼亚·伍尔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他的小说里有灵魂。”

　　艾国柱逐渐以写小说的阿乙闻名。为什么要写小说？“我要建立自己。写作是成本很低的建立方式，不需要动用别人，可以对自己独裁。”阿乙说，“我的本名艾国柱一开始就有意义，结果后来变得没意义。阿乙是没有意义的两个字，和阿甲阿丙没有区别。我想创造它。让无意义的两个字变得有意义起来。”这个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间代”，在这个非文学的时代选择了写作这种孤独的生活方式，并将一意孤行：“对真正冒险进入写作这孤独世界的人来说，有多大市场和没多大市场并没有质的区别，有当然好，没有也无所谓。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就做好了准备。”他这样说。

　　记者：您最新的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以下简称《下面》)描写的是一桩“无理由杀人案”，整桩案件从最初的策划、执行、逃亡、束手就擒，都是在冷静和不动声色中完成，直至最后一刻，法庭上的爆发，才泄露出少年杀人犯内心最深处的愤怒与恐惧。《下面》一书前言的标题是“一个作者，还是一个正义的作者。”对于这部作品而言，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或许是有意义的。杀人显然是不正义的，但在整个叙述过程，读者似乎很难找出我们惯常见到的对杀人案件的价值判断、道德判断、情感导向等等。为何会选择用这种不带感情色彩的“零度叙述”来进行叙述？

　　阿乙：有时小说的产生很漫长。2002年时我开始接触加缪的作品，《局外人》、《鼠疫》、戏剧还有文论，以前我依赖心灵鸡汤或者杂文来理解自己和别人，等于是将脑子让给社会，让自己成为教条的奴隶，加缪的好处是将你的脑子还给你自己，将你的眼睛还给你自己。加缪的小说在辨别真相和寻找自我两方面体现得都很好。真相是什么，我为什么活着，我经历了什么，我因什么而存在，我该怎么抵抗这种荒谬。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多。

　　2006年，我在报纸上看到一起无由杀人案，之所以无由，是当时的社会教育学家、心理教育专家、记者、主持人还有长者都不能准确找到他的杀人动机，而他也不积极于交代这个动机。我当时的推测是，他看到一部分荒谬，并沦陷其中，他亦试图寻找出路，但选择的是一种极端逃避行为。我在2007年写它，失败了。2010年重新写，也没有写出我心里想要的样子，但我把它出版了。可能没有一部文学作品是作者心里的完美样态。我心目中的好作者应该是独立的，他忠诚于艺术品本身，他就像是作品的一个奴隶，而不是反过来，他来统御作品，让作品成为道德说教的镜子。我觉得中国古代作品很多就是毁在过于功利的善恶教化上，大部分脸谱化的人物刻画也来自于这种“正义冲动”。作家应该为作品而生，而不是先为道德而生，如果为道德而生，我觉得他可以另谋出路，去当一个演说家。那样会更好。

　　记者：在一次访谈中，您曾称自己为一个“封闭的作者”，很多作品都来源于曾经的生活。但写作者大抵要经过从写自己到写“他人”的过程。而《下面》一书显然有着比以往作品更多的想象和虚构。您也提及，《下面》也是您写得最“苦”的一部作品。“苦”在何处？与之前的短篇小说相比，您更钟爱哪一个？

　　阿乙：我会更喜欢现在这部小说。目前几乎所有的读者都在用前边的作品来打击我这部作品，但我坚持认为这个超越以前。我说的超越，不是说它在文学价值上高于以前，而是在探索上比以前走得更远，我可能走进泥潭里，但即使是泥潭，也比以前的坦途要好。

　　写《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之所以苦，是因为想在写法上达到一种新的可能，要让自己简朴化，甚至显得拙，这是以损害自己以前的表达冲动为代价的。另外的苦是因为要通过上班来交月供(交月供是因为买房，买房是因为要结婚，要结婚是因为父亲中风)，时间被吞噬一空，只有周六日能写一点。我焦躁了半年。我自己在县城经历的很多事情都被我写空了，这部小说的写作正处在这种空荡期，我很不适应。但通过这次锻炼，我在经验之外的虚构能力已大为增强。我最近新开工的长篇就得了这次锻炼的益处。我现在学会了用写戏剧的办法，设置好人物、关系、性格，将它们化合作用，制造出冲突来。过去，我的经验是对一些事的经历。现在，我的经验是对世界的看法。

　　记者：在《下面》一书中，最打动我的是书中前言，文中弥漫的被困于理想与现实夹缝之间无法突破的愤怒和无望，足以令人感同身受。如今，您的写作和生活处于一种怎样的关系之中？

　　阿乙：写作是我最后一个和这个世界建立关系的手段，我试图用很多方式来与世界发生关系，但仍然无法填补与它的陌生。后来我想，不如将这种陌生感写进去。我现在对生活还充满敌意。生活是个什么东西？就像是有五匹马，从五个方向拉着你，你团团转。在这个过程，蹲下写作极为艰难。生活就像黏性的飞虫，不知道怎么粘了我一身，使我像个巨大的怪物。我现在基本是依靠自己妥协一点、我的亲人妥协一点的方式来处理生活与写作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