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面对胡适“如对神明” 心里紧张害怕冷场

　　■ 胡适与江冬秀

　　◆ 陶方宣

　　张爱玲面对胡适

　　如对神明

　　离上次见面一个月过去了，张爱玲在美国仍然过得昏头昏脑，糊糊涂涂，一切都没有头绪，求职更不得要领。虽说住在好友炎樱那里，但是终非长久之计，她一向不愿麻烦别人——即便这个“别人”是好友或亲友，那也不行。炎樱认识一个朋友，出主意帮她申请住到“救世军”那里去，也就是美国的难民营。但是手续办起来很麻烦，她心里也有一点儿隐隐的恐惧。漫无头绪中，她又一次想到胡适。她并非要得到他的具体帮助，只是想去聊一聊，她的境况其实不需她开口多说，胡适也是一清二楚。

　　那天胡适将张爱玲引进书房，江冬秀泡上一杯茶就退了出去，将时间让给这两位同样喜欢读书写字的人。

　　能到胡适书房里入座，对张爱玲来说，也是一种安慰，他们的关系好像更进了一步，起码和上次相比是这样。那天天很冷，屋子里没开暖气，人有点缩手缩脚。在张爱玲对面，是一排书架，书架很高，一直挨着房顶，似乎是定制的，否则不会有这么高大这么合适的书架。令人奇怪的是，这些一面墙似的书架没有搁书，空格子里全是一叠叠的文件夹子，多数是乱糟糟的，有的露出一截子纸。那些纸头密密麻麻的，整理起来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心力，张爱玲一看见就心悸。

　　张爱玲本来就不太会说话，面对胡适更是“如对神明”。她后来回忆说：“较具体地说，是像写东西的时候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只想较近真实。”

　　两个人都有点神情寡淡。张爱玲很害怕，害怕冷场，她心里面其实很紧张，好在手上握着江冬秀泡的一杯热茶。胡适倒没觉察什么，有时候开口说几句，有时候就不说，仿佛在思考着什么。有时候两个人也谈得相当热烈，比如说起大陆，说起上海，他们的话题似乎就多了一些……

　　1955年感恩节那天，炎樱带张爱玲到一个新认识的美国朋友处吃饭。那天吃的是烤鸭，张爱玲吃得满头大汗，加上饭店里暖气开得很足，她脱了外衣。吃完饭，她和炎樱告辞出来，外面已是灯火一片。张爱玲很兴奋，后来她说：“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别干净，霓虹灯也特别晶莹可爱，完全像上海。”炎樱也很高兴，两人兴致都很高，不坐车，在马路上一路暴走。可能是冷风吹的，也可能是烤鸭吃得太多，回到家一进门她就狂吐不止。刚刚处理完呕吐物，电话铃声大作，是胡适打来的，邀请她到中国馆子吃火鸡。张爱玲一听满脸愧疚，说：“适之先生，我刚刚和炎樱吃了馆子回来，吃的是烤鸭，也许是为了照顾我们中国的胃口，可惜我刚才全吐了。”胡适有点遗憾，放了电话。

　　就在感恩节过后没几天，炎樱带回来一个好消息，“救世军”职业女子宿舍同意接收张爱玲了。张爱玲当即搬了过去。总算有了个落脚之地，她一时竟然十分高兴，完全没有考虑到“救世军”是怎样一个地方——一处专门收容难民的难民营，居住在那里的不是穷愁潦倒的酒鬼，就是一些絮絮叨叨始终在抱怨的胖女人。张爱玲住了一段时间后，有些不堪忍受，却又无可奈何。

　　有一天，胡适先生突然到难民营来看张爱玲。他来得太突然，令张爱玲手足无措，只好请他去客厅里坐坐。所谓的客厅并不是张爱玲独享的，而是整个“救世军”的大客厅。里面黑洞洞的，足有学校礼堂那么大，还有个讲台，台上有钢琴，台下空空落落放着些旧沙发，没什么人。干事们鼓励大家每天到这里喝下午茶，但谁也不肯去，似乎住在这里谁也没有那个心情。

　　张爱玲是第一次到这里来，她领着胡适东看看西望望，两个人脸上都是无可奈何的笑。胡适边看边说：“蛮好，蛮好的，很好呀，你住在这里。”张爱玲只是附和着他，笑着，心里却在想：还是我们中国人有涵养，都住到难民营里来了，还好，到底好在哪里？

　　气氛有点沉闷，两个人坐了一会儿就出来了，胡适仍然东张西望。他心里想着什么，张爱玲并不清楚，他好像确实对张爱玲现在的一切比较满意，嘴里不停地说：“蛮好，真的蛮好。”张爱玲看了他一眼，从他的脸色看，他好像并不是在说敷衍的话，也许他说的“好”，不是实指张爱玲的现状，而是指她并没有什么虚荣心。

　　最后胡适提出告辞，张爱玲送他到大门外。她的外衣脱了放在礼堂里，还没来得及去拿，两个人就站在门外台阶上说话。那天风很大，也有点冷，她刚才只顾着和胡适说话，并不清楚外面的温度。一阵风吹来，她抱紧了胳膊。两个人站定，互相望着，彼此都没有说话，不知道说什么。隔着一条街，就是美国的一条大河赫贞江，它从纽约流入大海。

　　这是张爱玲与胡适最后一次见面，也是最后的离别。

　　漂泊在文艺营

　　1956年2月，张爱玲搬离纽约，去了美国的东北部。这时，生存问题迫在眉睫，多次碰壁的结果是，她决定不再求职，而是仿效美国一些作家，向写作文艺营之类的文艺组织寻求帮助。新罕布什尔州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同意了她的申请。在这里，她遇到了赖雅，两人在炎樱的见证下结了婚。这一切张爱玲都写信告诉了胡适，她和胡适通信并不多，但她把自己的重大变故都告诉了他。

　　1958年，张爱玲申请到南加州亨廷顿·哈特福基金会居住半年，享受写作资助。这其实也是一处文艺营，需要有人担保，张爱玲写信请求胡适作保，胡适很快同意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4月，胡适实在无法在美国生活下去，决定返回台北。江冬秀什么都要带走，包括那张破旧的双人木床。胡适劝不住她，只好同意。结果那张木床从纽约一路托运到台北，让搬家工人吃尽苦头，所需的工钱能买上好几张这种廉价木床。江冬秀始终不依不饶，就是认为这张木床好，只要爬上这张木床，她倒头就能睡。胡适却不是这样，就是再好的床他也无法静心安眠，他的真正故乡其实是在徽州深山，亚热带海岛的季风，根本无法吹散游子心头的愁云惨雾。

　　返台几年后，在“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胡适心脏病突发，倏然辞世。

　　张爱玲后来说：“不记得什么时候读到胡适返台的消息，又隔了好些时，看到噩耗，只惘惘的。是因为本来已经是历史上的人物？我当时不过想着，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也就是从前所谓的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直到去年我想译《海上花》，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

　　此后的三十多年，张爱玲一直离群索居，到处搬家，从未停止，世人根本不知道这几十年她一个人是如何生活的。1995年9月8日，她的遗体被发现——这时候距她去世差不多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她穿着一件暗红的褪色的旧旗袍，衣衫整齐神态安详，躺在门前一方蓝灰色地毯上，仿佛只是睡着了。身边放着一只黑皮包，装有遗嘱和身份证件。在遗嘱中有这样一句话：“不要察看我的遗体，不要举行任何仪式，将骨灰随便抛弃在荒漠无人处。”

　　摘自《名人传记》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