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始终与潮流保持距离 称建筑师首先是个哲人(3)

　　一次，他几天没来工地，一来就看见工匠在墙上像铺瓷砖一样，将瓦片整齐地砌起一大片，“这个不对，你们得拆！”工人一听要大面积返工，眼泪都快出来了。王澍想了想：“这个必须拆，但不用全拆，拆到我能容忍的最大限度吧。”最后，一半的“瓷砖墙”被作为样本保留下来，每天立在那里，以最直观的方式告诉工匠，造成这样不行。

　　除了宁波博物馆，象山校区也大量运用了瓦爿墙工艺。一期、二期加起来，光回收来的旧砖瓦就超过700万片。这些旧材料的价格最早只有新材料的1/10，后来涨到一半，现在大概比新材料还要贵了。不过，近两年市面上的旧材料越来越少，王澍夫妇觉得是好事，“至少说明现在比原来拆得少了呀。”

　　面对工程中难以避免的建筑拆迁或异地保护，王澍深感无奈。他不无讽刺地把“保护性拆迁”形容为“中国人的创造性”。“故宫会不会也在某一天被整体保护性拆迁？”得奖后在一次公开场合，他尖刻地说：“那里实在是北京城里最好的地段，商机无限。”

　　王澍设计的房子也不全是旧货，他也会对现代建筑材料重新解读，比如把浇注混凝土时用的竹板放在瓦片下做支撑，或者，混凝土房顶上还覆着旧瓦片，瓦在这里没有任何实际功用，只是一种对传统的演绎。

　　仔细欣赏过王澍的作品，会发现它完全是一种混搭，新旧材料一起使用，起到的效果让人眼前为之一亮。“不过你别把他想成一个天才，他在自我摸索的过程中也走过不少弯路。”对王澍研究了多年的史建，把他的成功归结为厚积薄发，“他真正做建筑之前，就已经把东西方的建筑理论参透了，所以一出手就是设计理念非常成熟的东西。”

　　保持内心的宁静

　　王澍说：“标准化生产的建筑就像资本主义，是以异化的人作为前提进行设计。”

　　研究生毕业后，同学们纷纷进入京沪大型建筑设计院，融入城市扩张的浪潮。王澍却回到杭州。“北京、上海没有我心目中的中国，而杭州有。”他曾这样解释理由。

　　刚到杭州，家徒四壁，铺着一张草席，睡在水泥地板上。婚后，他在50平方米的家中探索、演练着一些不甚成熟的想法，比如，用宋代《营造法式》中的榫卯结构自制画桌，在阳台上构造出一个“亭子”？???一天夜里，他鬼使神差地琢磨出一套房子一样的木制灯具，八个不尽相同的外罩套着八个尺寸相同的内壳。木工被这个诡异的想法搞昏了头，他只好一点一点手把手地教。当木灯以不同角度安装妥当并放入灯泡时，魔幻般的光线把所有工匠惊得目瞪口呆。

　　“等我把钱挣够了，就像你这么去做”“等我拿到副教授，就像你这样生活”？???昔日同窗这样说，但王澍不以为然，“在那条路上走得太久，沾染了一身习气，就回不了头了。”

　　为了不沾染那种“习气”，王澍每年只接一两个项目，并将创意和质量的重要性放在数量之上。谈及此次获奖，他说，他并不指望会对中国建筑界带来任何变革或影响，但或许大家可以意识到：“在这种状态下仍然可以思考，仍然可以在工作和生活中保持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

　　年近半百的王澍，年轻时的狂傲渐渐变成了淡定、接受与宽容。一次，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崔恺看到王澍的作品被人肆意篡改，气得在电话里大叫：“你怎么能允许他们这么做？他们知不知道它在中国现代建筑史上是什么位置？竟然就这样把它拆掉一块！”王澍只淡淡地回了一句：这就是中国，这就是现实。

　　生活中的王澍不用电脑不上网，甚至很少使用手机。他认为那些事物对生活无益，他要保持内心的宁静。

　　十几次巴黎之行，他每次只去一个地方——圣日尔曼大街的花神咖啡馆，一泡就是半天，那是几十年前海明威、萨特静静思考的地方。他说，在那个朴素的街角，他能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王澍觉得，这种气息就叫“传统”，“它能让一些东西从过去活到今天，并且一直感染着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