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济南禁毒往事：戒烟医院成公开大烟馆

　　当年的禁毒宣传材料。

　　缴获的毒品。

　　韩复榘。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济南。

　　田可新　房媛娟

　　毒品,毒瘤。百余年前,西方列强正是用它和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掠夺这里亿万人宝贵的家国财富,戕害他们曾经强健的体魄,让近代中国的历史增添了多少血泪。而血泪中,中国人也在不断“清毒”。1839年自虎门卷起的滚滚硝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更化作万钧雷霆,大战烟毒。省城济南在1952年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禁毒运动,声势浩大的斗争,基本禁绝了为害百余年的烟毒。

　　“毒”从哪里来

　　1842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公开大量地向中国输入鸦片,烟毒逐渐蔓延开来,成为军阀政客们的“心头好”。清朝末年,鸦片便已经在省城公开流行。1914年日本占领青岛,承袭德国胶济路的权力后,更派遣大批特务间谍人员冒充商人来济,以开设洋行等为掩护,大量贩卖毒品,并利用吸毒分子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因此,“挂羊头卖狗肉”者着实不少——所谓的文明公司、吉祥公司、安原大药房等,公开制卖海洛因；金水旅馆则招徕高级日特奸细和流氓头子,籍吸食毒品之名,从事间谍活动；马场吴服店则以毒品为诱饵,召集外县土匪首领,并供给以武器弹药、制造匪乱……“七七事变”后,烟毒更加泛滥,公开的大烟馆就有百余家。

　　济南的烟毒从哪里来?

　　“烟”,即鸦片,又叫做罂粟,别名福寿膏、阿芙蓉。济南的“烟”,有以当时热察绥为主要产区,以京津为集散地的北路货；有以亳州、宿县、永城等地为产区,以商丘、徐州为集散地的南路货；有以博兴、广饶、桓台、寿光一带为产区的东路货；还有产于历城的南山区和泰安的朱店庄一带的南山货。其中,南路、东路鸦片的销量较大,而吸食者多是工商资本家、土豪劣绅和军阀官僚家庭的子弟以及一些恶棍流氓等。

　　在这些人眼中,吸“毒”是“下等人”的嗜好。毒,即毒品,是鸦片的代用品。海洛因(又称白面、白粉)、白丸、紫金丹、红丸、快上快算作“吸食类”,解放后俗名“翁倒山”的海洛因销量最好。在济南,吸食者多散布在流氓游民阶层,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吸烟毒而导致破产的人；还有将海洛因、吗啡、加太因、巴比那妥、海洛断瘾等麻醉剂注入肌体的注射类毒品,其在敌伪时期极为盛行,主要由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传播,而西药房也供给毒贩原料、经营销售或自制麻醉药,还有少数小药房或诊所直接兼贩毒品或注射吗啡。

　　“毒祸”猖獗

　　大毒犯张继武,曾住在南上山街27号,日军侵占济南期间,充任日特直接掌握的济南土膏公会会长兼营信诚土膏店,专门勾结日本宪兵特务杨鸿顺、杨子祥、伪“禁烟局”局长李宗翰等,大批贩卖烟毒,攫取暴利。解放后,继续网罗惯犯何省三、刘锡泉、房蒲庭等19人结成贩毒集团,从1949年春,就在西安、徐州、上海等地设立货站、商店等掩护其有组织的贩毒制毒的活动。短短3年时间,该集团共制造和贩运烟土1万余两,海洛因1800余两,吗啡300余支。

　　郭志武,日伪时期收罗地痞流氓2000余人,形成集团式贩卖毒品,并令其徒弟帮他贩卖毒品。1949年,指使其妾去梁山县,一次贩运大烟200多两,1950年春该集团又去商丘买烟土400余两,到西安销售。他们以开大金台旅社为名,在西安、济宁、商丘等地暗设联络点,1949年至1950年运往周村销售的毒品达200余两以上。

　　天生药房经理赵长增,解放前就专以制造吗啡和其他带毒素的麻醉药剂毒害人民。解放后,仍与其妻等在辛庄村用机器制毒,供给某些私营药房进行推销。

　　烟毒之害,害人不浅。郊区东红庙庄有个孙景之,1939年为了治病被骗吸食“大烟”成瘾后,先将房产全部卖光,后来将亲生女儿卖掉,最后把妻子押给别人,自己在1944年饿死街头；搬运工人张玉河,因治肚子疼被骗染上了大烟瘾后,把家产全部卖净,最后把自己14岁的女儿卖给妓院,自己也差一点死去。而注射毒品用量多者常中毒身死,轻微者也是全身组织中毒,生殖机能断绝,促成早死,死后往往满身针眼,肌肉溃烂,血液沉淀,惨不忍睹。

　　那些所谓的“禁毒”

　　军阀韩复榘在济南时,也曾慑于民愤下令禁毒禁烟,办法是第一次查获后送戒毒所勒戒,然后在脸上刺字释放,二次抓获后即施行枪毙。但在韩复榘的戒毒所,毒贩的下场却也是“两重天”。有钱的能住在“优待室”,从纸烟内夹带毒品照样吸食,再以“保外就医”为由提前释放、避免刺字；没钱的就被抛在一边不问不理,许多人被折磨致死。而那时,毒品全为日本人所控制,鸦片的流传获日方支持,韩复榘并不敢过问。有钱人可安住在洋行内吸食,或由日本保役送货上门,烟贩即便被逮捕,甚至只要掏30元就能被释放。

　　韩复榘何以禁毒不力?因为他自己就是个大毒贩,他的老婆纪干卿、高级侦探队长刘耀庭、秘书长张绍棠、手枪旅长兼济南警备司令吴化文等无不公开吸食毒品。1937年,韩复榘撤离济南前,还自绥远运来大批烟土,强派给了各商号。

　　日本人也进行所谓的“禁毒”。他们设立禁烟分局,下设戒烟社数十家,责令对全市吸毒分子登记,规定限制每人每月吸食量,说是“先允许吸食,规定数量按期递减,逐渐戒绝”,这掩耳盗铃的法子很快“见了成效”,染上毒瘾的人越来越多。随后,日寇大张旗鼓地将戒烟社改为了土膏店,下令在历城、泰安、济宁等地栽种鸦片,还成立了土膏业公会加强领导……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于1946年春开始禁毒。但当时的警察局长林凤楼开办了两处戒烟医院,自院长、主任至院警、夫役,上下连成一气,大做烟民的生意,戒烟医院变为公开的大烟馆。国民党也捉过几回烟毒犯,却只是一些零星的小贩和吸户,个别有钱的人即便有几个被捉坐狱的,在狱中可照常吸食。因此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内,烟毒活动依然猖獗。

　　大打人民禁毒战争

　　1948年济南解放后,党和政府多次明令禁烟禁毒,并采取各种措施,对制造、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实行短期劳动改造。到了1952年初,济南市共打击处理烟毒案件580余起,1150余犯,缴获鸦片、海洛因1232两,有力地遏止了毒品的流行和蔓延。但是,由于毒品的危害历史久远,遗害深重,毒害仍未得到彻底根除。

　　为此,1952年5月,中共中央、政务院、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政府先后发出禁毒的决定和指示,在济南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禁毒运动。5月底,中共济南市委组织成立了由公安、司法、民政、卫生、税务、宣传及工、青、妇等部门参加的禁毒委员会,并以公安局为主,成立禁毒办公室。他们从清理旧档案,重审在押毒贩以及整理相关材料入手,清出毒犯线索988份,并对重大的制贩集团组织专案侦察,集中力量重点调查。经约两个月的紧张调查,至运动开始时,共掌握有活动的毒犯材料311份,并据此提出毒犯名单。1952年8月12日,济南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三届协商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召开,作出关于开展禁毒运动的决议,当晚便开展行动,首次逮捕了一批毒犯。

　　12日当晚,审讯即开始。起初,毒犯除个别低头认供外,一般则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办案人员采取了分别审讯与集体教育的办法,指明毒品的危害及其罪恶的严重,重申政府除毒务尽的决心。这令毒犯均供认不讳,有的所供材料是政府掌握的一倍或数倍以上。与此同时,由上到下、由内到外的宣传也广泛开展起来,广大群众都表示“无比的拥护”,将政策视为在“挖根”,认为“制毒、贩毒就是根,根不去,毒就不能禁”。短短几天,就陆续接到群众口头或书面的检举毒犯材料159份,其中检举制毒者2人,贩运毒品者20人,贩卖毒品者136人,窝毒者1人,仅济南市公安局四分局8月18日一天即接到检举材料60份。而9月7日召开的万人宣判大会,处理了11名,其中处死1人,对一批坦白好、情节轻的登记毒犯宽大处理,对75名拒不坦白、情节严重的当场予以逮捕,对所有毒犯限期7天彻底坦白,缴出毒品,更是对毒犯施以了强大的压力,推高了群众参与禁毒的热情,打开了缴获毒品的困难局面,使查毒犯、追毒品运动进入了高潮。1952年11月5日,济南市召开近万人参加的全面处理毒犯宣判大会,对17名毒犯进行宣判,并当众销毁一批毒品,然后又分区召开宣判大会,到11月8日,已捕毒犯全部宣判完毕。

　　此次禁毒过程中,十分讲求工作的方式方法。在“严厉惩办与教育改造相结”“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彻底坦白者从宽,拒不坦白者从严”方针的指导下,济南市对于少数罪大恶极的制毒、贩毒的惯犯,贩毒集团的首要,屡教不改而贩毒数量巨大的大毒犯,以及在禁毒运动中仍在进行制毒、贩毒活动的现行犯,予以从严法办；对于制毒、贩毒数量较小的惯犯,根据其坦白悔改的程度进行处理；对于一般的小量贩毒犯以及从犯、偶犯,采取登记的办法,进行批评教育,具结悔过,不捕不罚,这让打击、震慑、感化、警示的作用立刻显现了出来；而须遵守的纪律也十分明确: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入厂店住房检查毒品,检查毒品毒具者必须持有公安局的检查证；任何人均有检查毒犯之责,但无直接处理之权；严防逼供诱供、刑讯及变相刑讯；所有毒品毒具,一律交公安局,不得匿报扣留,违者以违法论处,这也让工作开展得有理、有力、有序,让人信服。

　　自1952年的5月至11月,此次禁毒运动历时共6个月。半年时间,济南的禁毒工作取得了重大胜利。其间,共收到群众检举揭发材料13693　份,逮捕毒犯218名；缴获烟土、烟膏、海洛因等各种毒品3250余两和吗啡针、片、面以及其他毒品一宗,缴获烟具、毒具2138件；对吸食毒品的人进行了劝戒、教育、改造,打下了彻底根绝毒品的基础。种、制、贩、吸这一毒品链条的各个环节均被较彻底地斩碎。从此,烟毒的阴霾便在省城散去,而这也为济南的发展建设创造了一个更良好的环境。(图片提供:济南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