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台湾小说家恨不得把一点牛奶发酵做成饼

　　骆以军：以“次子”之名还“自我”之魂

　　《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骆以军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第一版，36.00元

　　“公路作为天空的反面，被压躺在大地，跟着丘陵、沙漠、草原、海岸起伏，同时又蜿蜒伸展向这个世界的各种可能的方向。它只展现，从不多话解释。一如父亲，你必须在很多年后，才想起，并领悟他当时带着你站在那些风景前的画外音：‘记得你所看到的一切。’”这是骆以军写在简体版《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代后记”里的一段话，他眼中的父亲就像一条通往回忆深处的公路，沉默、隐忍，公路两旁的风景就在那里，得要自己留心欣赏。

　　与骆以军其他作品相比，《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正如这个有些拗口的书名那样有着顽皮、调侃的气质，有着现实与梦境交织的时空穿梭，尤其有着挥之不去的对外省二代身份认同的迷惑。涉及父辈的记忆和两代人间的微妙关系，在他这部小说中有不按常理出牌的呈现和笑中带泪的解读。八年前，他为此特别设计以“未来次子”的叙事视角来拼贴出“我”的形象，力图还原或者重建“我”的模糊面目和离乱身世。就像封面书名旁那排小字所言，这是“关于记忆与遗忘、家族史与青春考古学的探险旅程”。

　　35个章节，细碎、温暖、童趣、疯狂、诙谐、忧伤……这些词仍不能完整形容那些“我”印在“未来次子”脑海中的点滴片段。时至今日，向本报记者谈起当初写作时怀揣的隐秘心思，偶尔得意偶尔忐忑的叙述方式、情节铺陈，他神采飞扬，忍不住大笑。于是，那个总是说自己害羞，屡次沉入忧郁症谷底，此番自台湾前来大陆接受采访或登台演讲前依然紧张得快要绝食、不停抽烟喝水的骆以军倏忽隐没在他的小说里。

　　读书报：《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2005年就在台湾出版了，但它在大陆反而比你后来的《西夏旅馆》晚出版，这种前后颠倒的出版顺序对读者来说有点特别啊。

　　骆以军：我的作品在大陆出版就像空降，本来大陆没几个人知道我的名字，是出版社在帮我。梁文道曾极力主张我在大陆先出版《西夏旅馆》，这样比较震撼，直接就给我定了位。能先出版《西夏旅馆》，我蛮感谢出版方的，我还把这本书的简体版放在我爸的遗照前拜一拜，对他来说，他的儿子竟然在他的故乡、他的梦土出书了。如果只准我在大陆出一本书，作为一个离散的迁移者的后代，我当然要出《西夏旅馆》。

　　读书报：在《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中，你以儿子的口吻回忆父亲──也就是你自己，其实在写两代人的关系，当初为何这么设计叙事角度？

　　骆以军：这背后有个沉重的背景。这本书出版后我才着手写《西夏旅馆》，它未能全部表达的情感在《西夏旅馆》中完成。书中隐而不见的情感，像是冰山下头沉在海底的白鲸，从《西夏旅馆》浮出海面。

　　2004年，我在香港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国际作家交流，记得有一天我走在中环马路上，突然听到上空传来熟悉的闽南话和国语──高楼上的大屏幕在播台湾选举新闻。当时陈水扁提出去中国化，想把台湾所有有关中国的部分都抹掉。我是外省第二代，当时的恐惧是，天哪不会我还在香港的时候，就变成两边都回不去，重演一遍我老爸1949年的故事吧？还好后来没成真，历史的轨迹仍然平安地向前。当时我很想写一本像《陶庵梦忆》、《东京梦华录》或者本雅明的《单向街》那样的作品，用并非写实的视角写我眼前台北的繁华、文明，这个城市可能在未来带给我像父亲当年感觉到的那样惘惘的威胁，一切都是海市蜃楼、浮光掠影，可眼前的一切又这么美好。今天的台北像个美好的游乐园，但它可能在不久变成废墟。

　　读书报：也就是说写这本书时其实怀着一种悲观或沉重的心情，但文本呈现的却是轻松、幽默、童趣甚至疯狂。

　　骆以军：后来想想，我当时选儿子回忆父亲的这个视角还是蛮好的，它很像斯皮尔伯格那部《人工智能：A.I。》。电影后半部分，文明毁坏，纽约沉在海底，机器人小男孩跳海自杀……

　　《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的写作其实受到《人工智能：A.I》的影响。我置身的台北在2005年是那种紧张紧绷的气氛，本来作为外省第二代的我的角色应是那个儿子，可现实中我的身份变成父亲，我父亲在2004年过世了。我父亲在我小时候不断跟我讲骆家是什么什么，海那边是什么什么，但我能跟我的儿子讲什么呢？我要从我稀薄的记忆中回忆出父亲讲给我的那些，可是我讲的我儿子也不耐烦听，整个事情像一场闹剧。

　　那一年我的小儿子才两岁，还是傻里傻气的年纪，我于是就想以他的视角去讲述七十年后的种种。眼前这一切像是《陶庵梦忆》，已经化为乌有，像《人工智能：A.I。》那样，孤零零的。书中的次子已经是个老人，由他来追忆似水年华。

　　读书报：以次子的口吻回忆“父亲”，是否给你一种自己写自己的感觉？

　　骆以军：我倒没有自己写自己。在台湾以及大陆，我常常被贴上写“私小说”的标签，我为此常常会抗辩，说我不是写“私小说”的，我写的只是小说。我受到大江健三郎的影响，故意用第一人称写作，其实是伪造的“私小说”。我会把真实生活写进小说，但那是在耍一个幌子，重点在于我在这本书里写了大量细节，让读者觉得这就是我的生活琐事，但我试图展现的还是小说要到达的地方，而不是我自己的生活就有那么奇幻。我希望以一种抒情诗般的宿命感达到轻松搞笑的效果。

　　读书报：你在这部作品中的隐喻太多了，多得读者都会过度阐释，比如序言结尾处写到丑陋幼虫水虿变成蜻蜓从窗户飞走。

　　骆以军：序言和后记都是这本小说出版多年后写的，这次收在大陆版里。这两篇文章蛮有意思的，我的次子当年还是小孩子，现在已是个十岁少年。我后来觉得，之所以这么写是为了形成小说叙事，像是盗梦空间。可是在真实世界里，台北还是好好的，我的孩子变成非常调皮搞笑的孩子。序言里那只水虿还没完全长成蜻蜓成虫，还在变态移转。这个时刻某种意义上是小说可以进驻的最美好的时光，我想要看看事情是怎样被动了手脚，如何移光换影。

　　读书报：有趣的是，《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在虚虚实实间暗藏预言，比如书中的父亲为了写《如烟消逝的两百年帝国》从头学习西夏文，这不是你在筹备写《西夏旅馆》嘛。

　　骆以军：写这本书时确实已经开始筹备《西夏旅馆》了，准备了很多西夏方面的资料。本来想把《西夏旅馆》写成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那样的小说，但后来力有不逮没做到，写《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时写得比较轻快，把那些写作野心阉割掉了。

　　基本上我把《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看成科幻小说，只不过它没有形成科幻小说的元素，更像是写实作品。在视角的选择上，它更像法国作家韦勒贝克的《一座岛屿的可能性》，我希望有一天能写出一部那样的小说。

　　读书报：为什么你这么执着于对叙事方式的追求？

　　骆以军：那是因为我所拥有的故事、包袱太有限了。台湾就那么大，可能把父亲的故事讲完了(像张大春和朱天文)就该要讲讲你生活的城市(像台北)。像在中国大陆，所有人都活在小说里。随便几个哥们儿遇到，讲讲各自的故事，听到见到了什么，天哪，每一件都是连马尔克斯也掰不出来的荒诞和不可思议。这样的环境是小说的温床，像拉美、东欧和印度能有那么高的小说成就，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有丰富的故事和荒诞的戏剧性的一面。心怀纯真文学信仰的小说家会在这样的土地上用写作开出妖花来，写出奇幻的好作品。而台湾，没有那么多故事，小说家恨不得把一点牛奶发酵做成一张饼，深耕密植，使用过度，如果写得不好就变成重复。

　　读书报：《西夏旅馆》之后，你最新的作品是年初出版的完全有别于前作的《脸之书》，这是对之前近乎体力透支的写作的缓冲吧？

　　骆以军：在我有限的职业运动员般的写作生涯里，我努力让自己的每一本小说有所不同，甚至希望叙事语言都不一样。我在《西夏旅馆》中浸淫太久了，为写这部作品，几乎把我用于小说写作的所有最高规格的积累都调动出来了。如果之后的写作是简单的延续，那不过就是重复，我的习惯是每当写完一部小说，就故意让自己“死机”，从之前的写作中抽离出来，让大脑变成空白。我当时就想把脑海里《西夏旅馆》那部分删掉，这个过程对我很痛苦，等于把记忆都烧掉。

　　读书报：一直钟情手写的你现在迷上了Facebook，不会耽误你新长篇的写作吧？

　　骆以军：过去这一年很糟糕，晚上很多时间挂在Facebook上。去年在香港那段时间，老婆孩子不在身边，白天已经很用功了，还得参加一些活动，晚上就上Facebook玩开心农场。那些天在读《量子力学》，我就把自己搞不懂的名词发到上面去，后来把生活中很多容易有笑点的事情和照片也发上去，看到大家回应很热烈，时间就被吞进去了。

　　我虽然也上网，但写小说一定还是手写，新长篇去年已经动笔，可又被事情耽搁了。去年太忙，来大陆比较多，去年下半年又忧郁症复发，没办法写长篇。今年还好，希望这一趟大陆行之后回去，下半年吧，可以安心写作。

　　(记者  丁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