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之女忆胡乔木：曾想把江青恶行报告毛主席

　　胡乔木

　　贺捷生

　　时间是最大的神偷。不经意间，乔木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了，离开我们也有二十年了。几十年来，我们的国家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到他生前难以想象的阶段，我们追思他，怀念他，对他的历史贡献，他精深的思想内涵、高尚的品质情操，他不可多得的文字才华，都有了新的认识，新的理解，新的发现。在我们各自的心里，对他不平凡的一生，也有不同的感叹和感悟。他能如此长久地让我们放在心里，并不断去谈论他，回想他，从他身上吸取生活的力量，说明他是伟大的、杰出的。这就是我们纪念他的意义。

　　乔木同志比我年长二十三岁，我叫他乔木叔叔。因为长期担任毛主席的文字秘书，为毛主席和党中央起草过大量纲领性文件，同时又像尊重毛主席那样尊重我父亲贺龙，他在我的心目中，是个高大的人，深邃的人，有着周公吐哺般的胸怀，让我深怀敬仰和崇拜。然而，他又是个谦卑的人，慈善的人，在工作和生活中谨言慎行。他留给我的记忆，是热情、谦虚、和蔼，每次见到我都直呼其名，如同时刻能给我温暖的亲人。我不敢说我是他的朋友，但在上世纪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当他把我拉入那条与江青暗中较量的政治战壕后，我不得不承认，在我们之间，有着比普通朋友更纯粹，也更值得珍藏的情谊。

　　我和他，先是在距离上走近，然后才在政治上逐渐靠拢的。那时，我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到南长街他的住所充其量只有两站路。工作不忙和午休的时候，经常会走路去看他。他也希望经常见到我，和他推心置腹，对我和我的家人的遭遇满怀痛惜之情。听说我女儿向阳在他家附近的六中读书，中午跟着我在单位食堂吃饭，他和夫人谷雨及女儿木英坚持让孩子去他家吃饭。他说，孩子正在长身体，不能亏待她，甚至专门腾出一个房间供她午休。他不仅亲自过问孩子的功课，给她讲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还准备了一只闹钟，天天自己上弦，到了时间就叫醒孩子去上课。一个老人对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后代，甚至后代的后代，这样关心，而且关心到体贴入微的程度，让我感动至极。到后来，我也常去他家蹭饭，把他的家当成自己的家，和女儿一道在他家出出进进。在酷热的暑天，或风雪交加的冬日，我没有及时赶过去，他还让大儿子胡石英骑上车来接我。实话说，我还算是个有点见识和胆量的人。在人人自危的日子里，有一次，竟让石英和他的小儿子和平陪他悄悄地到革命历史博物馆，请他去看我们馆刚布置的红军长征展览，希望他提出批评和建议。当时的革命历史展览“左”是难免的，充满空洞的政治说教和口号，他却看得格外仔细，格外认真，把我们对他的希望和恳求真当一回事。他说，红军长征展览，就要理直气地宣传红军精神，应该多放一些实地收集的文物，让历史自己站出来说话。在那个年代，以他当时的处境，要说出这种意见，是需要勇气的。

　　要知道，他当时还处在类似软禁的状态，心情压抑，人人避之不及，每天郁闷地坐屋子里读书看报。冬日院子里阳光灿烂，也懒得走出去晒晒太阳。望着他孤独的身影，不禁感到辛酸。因此我对他说，乔木叔叔，你得出去走一走，长时间窝在不见阳光的屋子里，会憋出病来的。他说不会的，即使有病，那也是别的原因引起的，不是在屋子里憋出来的。他从延安开始贴身跟着毛泽东，长达二十多年，和伟人一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夜以继日，把思想与智慧融入到了党和国家的肌体与血液中。但在他经验最丰富，思想最有创造力的时候，却被遗忘在南长街这座冷清的院子里，无异于鹰囚樊笼，龙困浅滩。我常去看看他，和他说说话，聊聊外面发生的事情，就是想减缓他精神上的孤独，内心的郁闷。不过我很快就发现，这其实是对他的误解。因为他的心里始终装着大事，脑子里什么时候都在思考问题。即使没有人用他，他也在关注党和国家的命运，为国家正陷入的那场内乱忧心忡忡。我看见他天天读《人民日报》，并且是反复地读，反复捉摸那些指桑骂槐的文章，对他说：“这是张什么报纸啊，无事生非，颠倒黑白，有什么好看的？”他忽然严肃起来，认真地说：“我们看问题可不能这么简单，这里的学问大呢。因为这是江青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你每天看着他们在做什么，说什么，发表什么谬论，就能看出他们具有怎样的政治野心。”说着，他拿起桌上的《人民日报》，当场教我怎样读这报，怎样观察报纸透露的政治动向。有一次，他读完“四人帮”写作班子炮制的一篇文章，啪的扔在桌上，气愤地说：“人做事，天知道。江青他们违背党心，不得民意，迟早要倒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预见江青他们的未来，心里受到极大震撼，仿佛听到一声早春的惊雷。

　　这是一九七四年深秋，“文革”进行到了第八个年头，国家已被“四人帮”拖入灾难深重的泥潭。在我熟悉的文艺界，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泱泱大国只剩下一个作家，一个诗人；戏剧家们都不敢写戏和演戏了，八亿人民翻来覆去地看八个样板戏。“四人帮”却利用独霸的两报一刊，高举批判利器，批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批无标题音乐，批晋剧《三上桃峰》，批《一匹枣红马》……总之，只要是违背他们的意愿，什么出来批什么。人民群众喜爱的电影，被批得体无完肤，全部被打入冷宫。电影院只放映几部狂热的进口片，剩下的就是没完没了且弄虚作假的《新闻简报》。我认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严寄洲，他是在一二〇师战斗剧社成长的，解放后拍过不少歌颂革命战争的好影片，但他不听江青的话，不按江青的意图拍他们要的那种东西，她开口就骂：“严寄洲这个王八蛋，把他抓起来！”那时，画家们也不能画画了，中国画原本注重写意，在表现手法上有泼墨一说，他们非说那些画乌突突的，是在诬蔑社会主义一团漆黑。只允许满世界张贴毛主席画像和语录，刷大标语。我们这么大、这么悠久的一个文明古国，完全被淹没在汹涌澎湃的“红海洋”里……

　　正是在这个时候，乔木同志郑重地对我说：“捷生，你看出来了吗？江青他们批这批那，整天说战斗从未有穷期，那是对着周总理和小平同志来的。”这年周恩来总理重病在身，毛主席让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打破了江青当“红都女皇”的美梦。我说：“怎么没有看出来？他们把‘评法反儒’变成‘批林批孔’，林彪是死老虎，孔子死了两千年，除了批周总理和小平同志，还会批谁？”说这些的时候，我们心情沉重，都感到斗争形势的激烈和险要。乔木同志又说：“捷生，你认识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多，敢不敢把文艺界的这些情况收集起来，写成材料交给我。我想办法再递上去。”听到此言，我大为震惊，身上的血呼的一下往上涌。你想，那是一个什么年代？许多人动不动就被打成反革命，被残酷专政，抓去坐牢、杀头的也不在少数。乔木同志这样一个失去自由和工作权利的人，却想着把江青的恶行丑态报告给毛主席，需要多大的胆量和魄力！那年我不到四十岁，也是憋着口气，无所畏惧，立刻回应说：“为什么不敢？把这个国家搞垮了，大家完蛋。现在连您都看不过去了，敢于和他们斗，我一个小小的老百姓，怕什么？充其量也被抓去坐牢。”乔木同志很满意我的回答，说：“那好，但也不能傻大胆，一个人单打独斗。即使坐牢，不是还有我顶着嘛。”接着，他告诉我收集江青的材料，除了要注意安全外，还必须遵守三条原则：一是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能道听途说；二是要反映人民群众最迫切最真实的呼声；三是不能涉及国家机密。我说：“乔木叔叔，我不是个鲁莽的人，知道做这件事有多么危险，多么厉害，回去一定找几个可靠的朋友一起干。假如被他们发现了，我英勇就义，决不连累别人。”乔木同志笑了，说：“可以做最坏的打算，但也未必，毕竟他们不能一手遮天。”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联系了几个志同道合、敢于担当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开始一次次为他收集江青在文艺界胡作非为的材料，一次次像地下交通员那样送到他手里。乔木同志利用他的影响，把材料或转交给毛泽东，或转交给邓小平，毅然决然地站在反“四人帮”的行列。这些材料反映的事件，包括批“黑画”，批电影《创业》和《海霞》。如今广为人知的毛泽东对电影《创业》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就得益于乔木同志提示我们送上去的《创业》编剧张天民写给毛泽东的上诉信。在为我们出题目和转交反“四人帮”材料的过程中，他不惧权威，也不惧江青一伙的淫威，坚持正义，追求真理，充分显示了一个老共产党人对党的忠诚，对国家的热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一年后粉碎“四人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同时，乔木同志自己也脱胎换骨，光明磊落，在灵魂深处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自我拯救和裂变，成了一个心地坦荡的人，如同太阳下的赤子。因此，当历史峰回路转，终于走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只要一声召唤，他马上就有力量在乌云密布的天空展翅翱翔。

　　我们都知道，一九七五年一月六日，重新复出的小平同志在被宣布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第二天，就找乔木同志谈话，把他招入到自己的政治阵营中。小平郑重交代他说：“要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对他寄予莫大期望。乔木同志先是担任国务院顾问，其实也是小平同志的政治顾问；没过多久，又被安排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整理小组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并担任主要负责人。这两个单位，说到底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进入这个班子里的人，都是党内如吴冷西、邓力群和胡绳这样的思想家、理论家。其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还是特意为他们设置的。这是“四人帮”加速抢班夺权，活动最猖狂、最肆无忌惮的时期，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对小平同志进行全面而又疯狂的讨伐和围剿。小平把乔木召唤到身边，就是希望他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写作班子，像当年对苏共进行一评二评，直至九评那样，在意识形态上对“四人帮”展开猛烈反击。因为“四人帮”打着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旗号，高喊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极力主张停止派性斗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小平同志，只能避其锋芒，韬光养晦，从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中寻找行动依据。乔木同志心领神会，很快整理出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从理论上解答了革命和生产的矛盾关系。紧接着，他又按照小平同志全面整顿的思想，积极参与制定后来被“四人帮”批判为“三株大毒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几十年过去，现在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那个时期乔木同志的职务虽然不怎么显赫，也不怎么被人关注，但他发挥的作用，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

　　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又力排众议，再次起用当时毁誉参半、因个别错误被人揪着不放的乔木同志，让他在思想和理论战线挑大梁。小平同志的一些重要讲话和党的纲领性文件，都交与他主持讨论和起草。其中有小平同志当时旗帜鲜明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在这个阶段，乔木同志夙兴夜寐，帮助小平同志确立了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动摇、改革开放不动摇的基本政治思路。正是在这个时候，小平同志对他的一生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笔杆。”

　　我以自己的见证为例，以乔木同志既受到毛泽东重用，又受到邓小平重用为例，想说明什么呢？想说明乔木同志是一个深刻领会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精髓的人，是个作风正派、品行端正、思想观念超前的人，也是个无私无畏、敢于否定自己的人，又是个受得了误解和委曲、经得起考验的人。而他在关键时候，特别是在身处逆境中表现出来的政治自觉，来源于他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政治信念。在这个过程中，他虽然也曾有过迷茫，有过痛苦，甚至有过软弱的时候，但他从来没有对党和国家、对民族、对我们的人民失去信心，放弃责任。只要认准了方向，他会像战士那样挺身而出，冲锋陷阵，把个人的名誉、地位和生命弃之不顾。这是他长期以来思想活跃、意志坚定、理论素质令人叹服的奥秘所在。就像古人说的：胸有诗书气自华。因此，他完全有理由赢得世人和历史的尊重，并被世人和历史铭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