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主编盼《大家》尽快复刊：若有机会不再犯错

　　韩旭 1963年生于昆明。1984年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到云南人民出版社从事文学编辑工作。1993年参与《大家》的筹办，1994年《大家》出刊后，于1995年任副主编至今。

　　■ “文学期刊《大家》一号多刊被停刊”追踪

　　知名纯文学杂志《大家》，近日被媒体爆出“理论版”一号多刊收取版面费。6月26日，云南省新闻出版局责令《大家》杂志停刊整顿。当日，副主编韩旭在发给同行的短信里动情地说：“我曾因那杂志而有了情郎的感觉，也曾是她病榻边的看护，要让我为她撒上路的纸钱，太难。因为手会抖啊。”

　　是什么导致了《大家》要以这种方式牟利？这些收取的费用又被用在了什么用途？纯文学杂志生存困境是否是导火线？昨日，《大家》杂志副主编韩旭接受本报专访，向我们一一道来《大家》“理论版”背后的故事。

　　“分配利润指标，《大家》压力徒增”

　　新京报：《大家》在1998年选择自负盈亏，那《大家》之前的运作模式是什么？收入来源是什么？

　　韩旭：《大家》于1994年创刊，我们一直没有成立一个在行政和经济上独立的杂志社，实际上《大家》杂志一直是云南人民出版社的一个部门，因此我们在经济上是不独立的，运作上包括出片费、稿费和工资等等一系列费用都由社里支付，这一点在九几年的时候一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新京报：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了？

　　韩旭：后来2005年转企改制，其实2005年前以前已经逐渐开始按照企业模式来运转，但是从2005年起比较明确的规定了每个出版社下属的编辑部门，或者按成员的职称或者是按其他标准来核定每个人的利润指标，个人的利润指标合起来也就是部门的利润指标。社里核算到部门，部门内部再进行分配。当时《大家》杂志已经和另一个部门合并成立了期刊中心，社里规定《大家》的亏损由部门自行解决。这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新京报：怎样的压力？

　　韩旭：我们只是一个边疆省份的地方出版社，事实上如果不做《大家》，部门的同事是可以超额完成任务的，超额的部分按照规定是有提成和奖金的，但是因为《大家》几十万的亏损，我们部门经常就处于勉强完成任务的边缘上。因此编辑部要通过做图书来获取收益，补贴大家的亏损。

　　后来我们面临的情况就是如果连续几年不完成任务，就有可能被撤销、人员被打散，或者头一年没有完成的任务划归到第二年必须完成的任务当中。

　　“我们很尴尬，连稿费都比别人的低”

　　新京报：编辑部大概有多少人呢？

　　韩旭：多的时候有10人左右，少的时候有8人左右。

　　新京报：有想什么办法去改变吗？

　　韩旭：我们部门的成员其实其中更多的人是在做图书来填补亏损，但始终都在勉强完成或没有完成任务的边缘徘徊。所以我们做得很艰苦，压力很大，这些年来我们想了很多方法，其实都是为了能让《大家》存活下去，不想让它改变，而是保持着它传统的样子来编辑出版。但我们常会面临着一些比较尴尬的局面，比如我知道几年以前中国很多大型刊物在稿费标准上都有所提高，《大家》创刊的时候，稿费标准是60-100元/千字，但后来我们就基本上都徘徊在60元左右，最近编辑部觉得必须提高一些稿费，虽然我们没法追赶别人，但也应该提高到80元以上，最近的几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很尴尬，连稿费都比别人的低，好在就是刊物已经办了10多年，快20年了，也有一些文学界的朋友还是很认可的，愿意支持我们。

　　新京报：最近几年在杂志的编辑理念上会有什么变化吗？

　　韩旭：其实没有特别改变过，但有一度考虑到不只局限在艺术风格，比如文学性、先锋性，而是在艺术形式包括随笔的比重有所提升。从去年开始我们也请了一些朋友参与策划，有人提出了一个理念，我觉得很对，就是做一个老牌的、纯粹的文学刊物。

　　所以我们一直都按照正常的标准来做，刊发小说、诗歌、散文，当然不排斥有意思的新的文学形式的尝试，我们会一直保持关注。另外我们还增加了一些主题性的东西，比如访谈。

　　新京报：像《大家》这样的杂志运营成本是多少？

　　韩旭：准确的成本我没法说出来，因为我主要做的都是编辑工作，我估计一年的成本不包括成员工资，大概40万元以上，包括印刷费、稿费等等。这种成本其实很难估算，因为我们并没有把《大家》算成是一个独立的部门，部门人员工资等等都很难算出来。

　　再有，我们这些年很少组织文学活动，我们已经把支出压到最低，还比如每年到了杂志的征订期，应该适当做一些宣传，我们也几乎没有这样的活动。

　　“我知道理论版的存在，我没有反对”

　　新京报：理论版成立的经过是怎样的？

　　韩旭：我印象中在2009年和2010年前后理论版开始出现，我知道理论版的存在，我没有反对，而且我在这里可以和你说，假如是我在主持这个部门，我也没有办法反对这样的事情。不能说我们对违规不是一点概念都没有，但是没有办法反对。

　　之所以没法反对是因为有这本《大家》的存在，如果我们不做《大家》，而都是按出版社的规定来做书，虽然出版的大环境不是特别好，但我们也许可以和别的部门的盈利情况相差无几，我们承受的压力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特别的大。

　　新京报：理论版不是你们部门在编吗？

　　韩旭：是我们部门在具体编辑，但我们部门的工作分配就是这样，有人做书，有人做杂志，一个部门中做着不同的出版物，并不是整个部门都集中在编《大家》杂志，各有分工。其实单纯做《大家》的人可能就一两个，就拿我来说文学版《大家》我做得比较多，但不等于我和其他部门工作就完全不发生关系了。反过来其他同志也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是我们编辑部在编，但我本人没有参与太多。

　　新京报：理论版收益到底如何？

　　韩旭：我印象中大概顶多在每年三四十万。我知道最近理论版的刊期增加了，所以最终收益可能会多一点，但实际上今年只做了半年，收到了多少钱我们还不知道呢。

　　出版社只用一个财务，编辑部的部门负责人只会定期或者年底才和财务发生关系，所以日常入账多少他不可能是每一笔都清楚的，这个可能是社里清楚，而不是部门。

　　■ 《大家》昔日辉煌

　　《大家》1994年创刊，是云南出版集团主管，云南人民出版社主办的一份大型文学期刊，系中国大陆上世纪90年代文学转型期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代表杂志。王蒙、汪曾祺、谢冕、苏童、格非等曾出任栏目主持。1995年，与红河卷烟厂联合设立中国文学第一大奖“大家·红河文学奖”，奖额高达10万元。曾入选国家核心中文期刊，全国“百佳社科期刊”。全国文学期刊中仅《大家》、《收获》两次获“鲁迅奖”。

　　“如果有机会，绝不会再犯错”

　　新京报：有报道称“2009年12月起，经云南省新闻出版局批准，《大家》由双月刊扩增为半月刊，2011年12月9日又扩为旬刊。杂志负责人介绍，‘扩刊从大文化的角度来做，发一些文艺理论、文艺评论之类的文章，又称理论版。’《大家》变成了两份，原刊两个月出一期，理论版按旬出版”，既然是新闻出版局同意的，为什么会违规呢？为什么会说《大家》是擅自出理论版呢？

　　韩旭：云南省新闻出版局按照出版的相关规定，对期刊的界定是一个期刊定期出版，刊期固定，应该是有一个界定的办刊宗旨，也就是一个方向，一号一刊的原则就是一个办刊的方向，所以当时新闻出版局给我们批的是办刊宗旨不变。

　　我记得我们最初的想法是做文艺理论，似乎还离题不远，基本上还是在文学的范畴之内，只是对有些人收取版面费。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可能因为众多的因素，没有把握好，这是我们的失职，目前来看理论版已经远远超出文学理论这一块了，是我们自己走出了划定的界限。

　　新京报：《大家》停刊，很多人都认为和现在的学术评价机制的混乱有关，你怎么看？

　　韩旭：我表达我个人的感受吧，走到这一步，我们做的理论版现在看有明显的违规行为，这个是事实，我们都承认。

　　理论版收取的版面费我觉得主要都是老师的，因为现在大学、中学、小学的老师都规定要发表论文。这让我觉得很内疚、很沉痛。我父母都是做老师的，他们当年都被认为是好老师，我也一直为他们骄傲，但是如果放在今天，他们还在任教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在学校中承受很大的压力，他们会教出很好的学生，但是他们不会再有时间去写论文，而写了论文又拿出微薄的收入交版面费发论文，这是何其扭曲、何其不正常的现象。我甚至感觉《大家》这样一本有价值的杂志却在喝着老师们的血活着，但这种无奈却又是不得不面对的现状。

　　如果我们还有机会，我们绝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错了就要改，但是怎么改很茫然，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目前还没有办法找到新的方向，但一定要找出方法把《大家》做好。

　　“复刊的希望还是有的”

　　新京报：像《收获》、《当代》、《十月》运作相对还不错的文学杂志，你了解他们的运作方式吗？

　　韩旭：我完全不了解，但我知道有些杂志，比如《收获》，首先它有很大的品牌效应，因此它在发行量上比我们高很多，其次《收获》似乎有基金会的运作和政府的补贴，其他有些杂志应该也是用的，但我本身不是很了解。像有一些大的城市，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所以给予的支持是比较直接有力的。而我们作为企业的一部分，除了和企业共同承担向国家交税的任务以外，政府并没有给我们支持。其实我相信现阶段大部分文学期刊就算可以生存的话，也会生存得很艰难。

　　新京报：你心中文学杂志理想的生存环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韩旭：我觉得政府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对于文学杂志的认定，就是其价值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我觉得全社会都应该达到，而首先是应该由政府提倡的。如果整个社会可以对文学期刊的价值认定达成共识，那么他们也应该为这种价值的实现提供保障。如果做到了这一点，文学杂志就能够生存下去。我在这里不是反驳记者的报道，但是他们提到的一个词“敛财”，让我有点心痛，这不是《大家》的事实，我们不会敛财，任何文学杂志的价值不可能拿来敛财，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要敛财我们也不会做文学杂志。我想说的是我们还是有最起码的认知的。

　　新京报：“停刊整顿”的过程中，编辑部的日常工作还在继续吗？

　　韩旭：首先我想强调，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看到任何关于“停刊”的公文。当然，按照现在的状况，可能确实是需要停，但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其实还在继续，其他的书也在编。

　　新京报：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大家》有复刊的那一天？事实上，文学界很多人表达了遗憾之情，作为一份专业的文学杂志，《大家》的文学品质还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也不希望这样一个“文学重镇”就此消失。

　　韩旭：其实昨天我们还和社领导进行了沟通，但现在决定权并不在我们手里。我只能说，复刊的希望还是有的。就我而言，当然希望能够尽快复刊，最好是能赶在11月份明年期刊征订工作之前，错过的话，即使新的杂志做好了，找到了方向，没有读者也是不行的。

　　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 实习生 江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