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杂志如何“有尊严”地生存?需反思励精图治

　　文学杂志，如何“有尊严”地生存

　　石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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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云南的文学杂志《大家》被曝出在正刊之外出版理论版，以版面费生财。随后有关方面宣布理论版《大家》停刊整顿，并将依据核实结果作进一步处理。此事件经媒体发酵后，文学杂志的生存话题一时间热闹起来。

　　杂志卖版面是否赚进了大把银子？银子到哪里去了？这些问题我们暂且不谈，调查结果会让一切明朗。如果我们将思考的触角伸得更远些，或许有利于我们触摸到问题的实质：文学杂志应以什么方式生存才是有尊严的、优雅的，才是非耻辱的？这一切又是谁造成的呢？或许，是我们反思文学杂志的现实处境和未来出路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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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文学杂志的主办者一般有两类：文联、作协系统和出版社系统。因为“东家”不同，所以文学杂志的“身份”也不同，文联、作协系统的文学杂志是“事业编制”，这里边又分为两种：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即人员工资由财政支付，办刊经费一部分财政拨款一部分自筹)和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即人员工资和办刊经费均由杂志自行解决)；出版社系统的文学杂志是“企业编制”，1998年转企改制，走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之路。

　　无论“东家”是谁，“身份”是什么，文学杂志当前的生存方式无非这样几种：走市场、财政拨款、社会赞助等。

　　走市场。也分两类，一类市场是文学杂志纯粹的发行量。全中国近900家文学杂志中，真正谈得上有一定市场占有率的，不超过10家，比如《最小说》《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收获》《当代》《十月》《文学自由谈》《散文选刊》等。而且这里边大部分是选刊，原创文学杂志寥寥无几。我以为，真正配得上谈“市场”二字的这几家刊物，日子相对会好过一点儿，但也只是小康水平，离大康尚有距离，除此以外，绝大多数文学杂志都是市场惨淡的。如果还有说自己市场多好，发行量多大的，大多是往自己脸上涂脂抹粉而已。这就是文学杂志的残酷的“市场”现实。

　　还有一类市场是依托文学杂志正刊办“理论版”“评论版”等附刊收取版面费。唯论文的职称评定制度催生了广阔的“论文市场”，所以很多文学杂志办起“论文版”去分得“论文市场”的一杯羹，比如正在风口浪尖的《大家》理论版，还有好多文学杂志也在走这条路。老实说，这赚的也只是一点“辛苦钱”，一点“小钱”，来聊补正刊的“无米之炊”，来改善一下员工的福利。因为有了钱与版面的交换，有人就认为理论版上发的论文都是“垃圾”，定义为“文学杂志最耻辱的生存方式”。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天真的说法，要说耻辱，也是中国文化文学制度的一种耻辱。再说了，那些被少数“学术大鳄”把持的发表资源，私底下的交易也是腐败的，那些论文难道就不是“垃圾”吗？让更多的理论工作者有一席发表之地，让文学杂志在“偏僻”的市场中苟活，只是不得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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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财政拨款和社会赞助。靠财政拨款可行吗？在一次文学期刊主编会议上，一位主编提出了一句响亮的口号：“我刊靠我党。”他的意思是说，文学杂志没了市场，而文学杂志又要生存，在现有的文化和出版的机制体制下，文学期刊只有依靠政府的支持，获得财政拨款。此口号虽响亮，拿到政府的钱又谈何容易。财政拨款的权力握在各级官员手中，那么说服他们认可文学杂志存在的必要，显得至关重要，这就涉及杂志负责人的运作，运作对头了，财政补贴拨款便成现实。但是运作是何其难，因为政府官员的“观念”已经很“超前”了，很“市场”了，他觉得你应该去赚钱，而不是找我要钱。所以，大部分文学杂志都难获得财政拨款，即使有，也是象征性地拨一点，这对文学杂志的生存也是杯水车薪。当然，少数一些刊物能得到政府的“慷慨”拨款，比如《上海文学》《收获》《芳草》等，它们成为同行羡慕嫉妒恨的对象。还有一类也属财政拨款，就是文学杂志通过配合政府举办各种与文学相关的活动，获取财政专项经费。活动结束后，剩余一点经费拿去办文学杂志了。多数情况下，所剩寥寥，此法也很难。

　　社会赞助。即找企业赞助或者找基金会赞助。企业是做生意的，讲究互惠互利，我们文学杂志能给他们什么呢？给他们带来文化品位，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听听可以。给他们广而告之，但发行量难以启齿。实际上文学杂志能给予企业的回馈少之又少，而我们又要找他赞助一笔钱，从生意的交换原则上来说行不通。偶尔也有企业赞助文学杂志，主要靠的是感情、关系，这种赞助往往不长久，一两次便结束。据说，国外有这样的政策，企业赞助文学杂志，赞助费是可以抵税的，而我们国家没这样的政策，企业当然对赞助杂志没什么兴趣了。至于获得基金会的赞助，也是难的，因为各个基金会有自己的赞助领域，如果有一个专门赞助文学杂志的基金会，那便好说话些了。一位文学杂志总编在一篇“跑赞助”的文章中“大吐苦水”：记得一次，友人带我去找一位政府垄断企业的老总，事先联系了多次，最后约定这天晚上九点到他在福州某花园的“行宫”见面。结果到了约定时间，老总正和别人谈话，友人上前通报，还送上一幅字画。不料老总竟对我们理也不理，一任我们尴尬地站在那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老总的客人走了，仍未请我入座。我只好硬着头皮递上名片，说明来意。老总将名片随便一扔，出言不逊：“你们来就是为了向我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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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市场走不通、政府“断奶”、拉不到赞助，文学杂志要以非耻辱的、有尊严的、优雅的方式生存，看来只能是痴人说梦了。如果不愿耻辱地活，那么大多数文学杂志只有一个选择：关门停业。近900家文学杂志，就让有市场的10%的杂志活下去吧。

　　其实，关门停业是一个容易的选择。1998年出版社转企改制的过程中，有一批文学杂志已经消失了，有一批比如《大家》者还坚守文学品位继续办着，但是这其中又有几家能活得很滋润呢？《大家》的有关负责人表示：“截至2005年，《大家》杂志社为了维护这个品牌，已经亏损了近2000万元。为了支付稿酬、印刷和人力等运营成本，2005年后杂志社平均每年‘赤字’就有70万～80万元。”如今，新一轮的“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的风潮正在涌起，文学杂志也在其中，可以预见的是不久的将来，又有一批文学杂志将关门停业。

　　那么，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复杂的。而一本存在了五六十年的文学杂志，在今天遇到生存困顿，是很自然的事情，就如同生活中每天都会发生新的困顿一样。关键是我们看待和处理这一困顿的眼光和方法，是否符合文学和文学杂志的变化规律。很显然，如果唯市场论英雄，如果我们的文学杂志的扶持政策不到位，如果文学杂志的主办者不思进取，那么大部分文学杂志连“耻辱”的生存都难以为继，只有接受消失的命运了。

　　我们应该正视文学杂志现今遭遇的生存困境，以宽阔的视野和有效的办法，让文学杂志渡过难关。我以为，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努力：一是勇闯市场，到市场中寻找文学杂志立足的地位；二是政府或基金会大力扶持，这是文学杂志在当前生存的主渠道；三是文学杂志内部反思反省、励精图治，办一本符合时代和人们需求的刊物。

　　或许，这才是文学杂志在当前最为合适的存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