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中的甲午战争:日本联合舰队多个指标占优
严杰夫
在大多数国人的印象中,持续了一年零七个月的甲午战争,恐怕不过只是清政府近代史上遭受到的连串凌辱之一。这种印象一方面说明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采取的“脱亚入欧”政策的成功,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甲午战争的历史叙事所拥有的局限性。所以,对于甲午战争的认识,我们需要从文献当中,用数据和档案重新梳理那段历史。
宗泽亚先生撰写的《清日战争》正是这样一本著作,凭借日本国内收藏的历史文献,作者为我们还原了那场战争的全貌。
甲午战争前夕中日军力对比
甲午战争是清政府按照干支纪年的方法对这场战争的命名,而日本则称其为“明治二十七年战役”,欧美则普遍称为“FirstSino-JapaneseWar”,依照国际惯例,这场战争还被称为“清日战争”。尽管命名不同,但战争背后的意味在各国眼中恐怕大致相同———甲午战争就是新兴的日本为挑战东亚旧秩序而发起的一场战争。所以,甲午战争的胜利是日本在近代史上崛起的一个“地标”,而明治日本军事实力的快速提升正是这种崛起最直观的表现。
宗亚泽先生在《清日战争》中用数据来呈现这种变化。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改造旧藩阀的体制而建设“国家军队”,同时按照近代国家的理念打造陆海军。根据统计,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陆军已发展到6个师团和一个近卫师团的规模,总人数超过12万人;在海军方面,明治20年后的5年内,日本全国各要塞装备了212门海防火炮,并花巨资购置了“吉野”号等数只大型战舰,使联合舰队的舰艇数量达到52艘,总吨位达到近6万吨。
军力的快速提升,令日本花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在军备上迅速取得了对清国的优势。《清日战争》对甲午战争前的两国军力做了详细对比:在陆军方面,清军参战军队的枪械装备率为85%,而日本装备率达到100%;海军方面,尽管清军进口战舰的吨位数在亚洲位居第一,但日本联合舰队在舰船动力、巡航速度和火力等其他多个指标上占优。
如果说,在军事装备的各项数据上,明治日本还没有明显优势的话,那么在军事后勤方面,日本则是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在交通运输上,开战前日本国内的铁路线已达3200公里,陆海两军征用汽船近2.8万吨,而清国全国保有铁路才300公里,在海上还需要租赁洋船运兵。在兵站、野战通信、军队医疗、情报收集和媒体宣传等方面,日本也都建立了一整套近代化的系统,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国内国际各类资源,这些资源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巨大的保障。而在清国国内,后勤体系却仍处散乱无序的状态中,这些系统要么仍在沿袭旧有的八旗和团练系统,要么干脆就付之阙如。
一个封建王朝对一个近代国家之间的战争
事实上,无论是军队装备的差距,还是后勤体系的落后,其背后更深层的是对近代国家观念的认识差异。甲午战争,或者说清日战争,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场完全意义的近代战争。尽管从鸦片战争开始,清国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已经进行过频繁交手,但清国的国防观念仍属于“中世纪式”。曾为清国建立开国功勋的八旗制度早就腐朽败坏,而道咸年间在镇压国内叛乱中壮大起来的地方兵勇,则只能算是官僚政府的雇佣军。
这样的军事体系,遑论进行近代化的系统建设,连最基本的“国家忠诚”都很难实现。在战争爆发以后,清国军队中频频出现“叶志超狂奔500里”这样的诡异事件,号称“远东第一要塞”的旅顺口更是只在一日之内便告陷落。“战场上各路清军部队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将军到兵勇普遍胆小怯战。炮声一响,官兵惊慌失措,皆如惊弓之鸟,战之魂飞魄散、退之蜂拥而去,逃跑速度之快,丢弃武器之多,堪称近代战争史上一大奇观。”
《清日战争》指出,仅平壤一战,清军就遗弃米粮2900石、杂谷2500石,相当于1.5万名清军一个月的用量。同时,战后北洋水师的主力战舰有9艘被编入日本海军舰队,而大连湾、旅顺口、威海卫等海防阵地被占领时,炮台完好率高达80%。清军的“兵败如山倒”可见一斑。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发布征兵法令实施兵役制,在1877年西南战争后,日本政府更是完成了对国内军事力量的统和,打造了真正的“国家军队”。同时,在君主立宪的原则下,日本改造了军队的组织机构和体系,并对军人实施国家意识的精神教育,运用“武士道精神”对军人展开全面洗脑。
《清日战争》记载道,“明治初年,新兵教育就导入了‘为国尽忠’的思想,强调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大义,为国而死是士兵的职责和荣光”。近代国家体系的打造和洗脑教育的开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军队的素质,特别是洗脑教育尽管最后沦为滋生军国主义的土壤,但在当时的确帮助日本军队在国际社会中留下了英勇好战的印象。
所以,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观念教育,日本军队都全面领先于清国,这才是日本最终能以“摧枯拉朽”的气势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战争爆发后,随着两国军人的直接接触,日本人对于“天朝上国”的最后一点心理恐惧也完全失去。他们恐怕没有想到,在战场上遇到的是这样一群毫无斗志、一溃即散的散兵游勇。在这样孱弱的国防力量下,日本对于征服清国的信心也得到大大增强。清国军队成为日本军队和国民的笑柄,清国也就被日本人看作是一个腐朽败坏而即将倾圮的国家。
历史从“大陆观念”到今天的“中国崛起”
尽管书名是《清日战争》,但宗亚泽先生并没有将视角仅囿于战争本身,而是衍生到了与战争有关的社会、民生等各方面。战争的爆发,对统治者来说是胜败两者间的利益重新分配,但对普通民众来讲则只有失败而没有胜利。
在清国和朝鲜,大部分民众都对战争态度漠然,即使像天津水师学堂这样的“国家军事院校”中的学生,也同样对战争毫无兴趣。而普通民众则是承受了来自战争双方的双重伤害,清朝的人民不仅要面对来自敌国侵略者的入侵,还要面对本应为“保护者”的本国军队的骚扰,大量百姓在战争中无家可归乃至于被屠杀,这让本就生计艰难的百姓进一步坠入到战争深渊中。而对于战胜国日本来说,国内的底层民众事实上也未明显获益,战争之前就蔓延的经济矛盾已使日本国内民众的生活窘迫不已,而战争的爆发更是加剧了日本劳动者遭受剥削的程度。
根据宗亚泽先生的统计,以纺织工人为例,当时织物工厂每天的劳动时间达到12至16小时,而劳动所得却极为低廉。1892年日本纺织女工的薪资水平仅为每月1.7日元。另外,战争的爆发还激发了日本国内娼妓业的繁荣,战前东京艺妓不满2000人,到战后则增加到2600人,1899年更是突破了3000人。除去国内平民的生计困难,娼妓业繁荣带来的私生儿数量激增等社会问题外,战争还给日本社会带来了物价动荡、战争遗族抚恤等现实矛盾。
尽管甲午战争后,日本从清国获得了大量赔款,国内部分社会问题随之得到缓和,但在战争中尝到的甜头,让军国主义思想在日本国内顺利地生根发芽,并开始从上层统治集团向下层普通民众蔓延,最终导致了战争的阴云在此后半个世纪内都笼罩在东亚的上空。
作为一本严肃的历史著作,《清日战争》并未停留在对资料和数据的堆砌上,它拥有着多重的叙事视角。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清日战争》的视角从战争本身,还衍生到了战场之外的民生、社会、科技等多个方面;另一方面,《清日战争》在对甲午战争进行系统呈现的同时,对于发生与战争相关的“高升号事件”、“旅顺虐杀事件”、“李鸿章马关行”、“金玉均之死”等重大历史事件用专章给予了详细的描述,这种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视角,赋予这部作品的历史叙事以丰富的“景深”。于是,全书读来令人意趣盎然,毫无学术著作的枯燥感。
120年前,甲午战争的惨败,让国内知识分子开始泣血自问“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黄遵宪语),也让日本人的“大陆观念”发生了实质颠覆。120年后,我们早已远离忍受列强欺凌的时代,而日本人在“中国崛起”已成事实的状况下,“大陆观念”开始经历又一次的转变。
然而,对于维系东亚的稳定来说,那段历史中依旧蕴藏着不可忽视的丰富遗产,这也正是这本《清日战争》的价值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