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现代人关注政治，但浅薄与情绪化见解太多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北戴河来了老部长

　　很少有人能像王蒙这样，曾于仕途位至部级但公众仍更看重其作家身份。令人感慨的是，作为一个有“文学癖”的作家，却又偏偏经历了数不清的政治运动。他的经历折射了那一代中国文人的命运

　　本刊记者/陈涛(发自北戴河)

　　“这么大岁数了，没有像我这样有肌肉的吧。”在北戴河“政协浴场”的海滩上，王蒙将双臂交叉于胸前，对记者亮了下肌肉。他戴着黄色泳帽，穿着黑色泳裤，左手拿着一个蓝色的泳镜。

　　戴上泳镜，王蒙就直接扑向海里，越过在浅海套着救生圈的年轻游客以及扑腾着水花的孩童。

　　这天下午，风浪很大。78岁的王蒙说，“再大的浪我都见过。”

　　政治和文学这两个“风浪”交织于他的人生。

　　他承认自己“非常政治”“非常文学”。不到15岁就成了地下党员，20岁出头以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一举成名，但随后被打成“右派”，政治运动的时代过后，王蒙虽著述颇丰又身居高位担任文化部部长，但官场和文坛的大事小情总让生活无法消停。他给自传的一部取名《半生多事》，一半自嘲，一半写实。

　　“我要跟你讲政治。”今年夏天，王蒙出版新书《中国天机》，这句话印在腰封上，白纸黑字。

　　“如果我不写，也不会有别人写这本书，我有义务跟读者讲讲政治。否则，就对不起时代，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中外友人。”王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庸/响动

　　湖南作协主席的唐浩明说，“王蒙本身就是一部文学史。”

　　对于这种说法，王蒙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也谈不上，当然现在来说，我经历过的事情也比较多。”他喜欢用这样婉转的方式回答问题，比如对于“红歌”“国学”的看法。就像他自己也所说过的，“我并不否认我的中庸对一切都不抱幻想。”

　　“文学史”得有作品，王蒙有“干货”。他的创作已有60年历史，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作品“有一定的响动”。

　　“到现在为止，我的写作还在积极地运转着。相对于其他作家，有的人是前段写，后面一段不写了，也有的从新时期开始写。从时间长度上他们不好跟我比。”王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新书《中国天机》在近期又开始“响动”。他认为，当今人们对政治的热情和关注日益增加，但是浅薄与情绪化的见解太多。“再有一个，我是以写小说为主，政治见解有时候被一些读者被一些朋友解释，但解释往往简单化。所以，与其让别人解释，还不如我自己来说个痛快。”王蒙说。

　　事实上，近年来他也未中断过对政治、社会、文化的关注和发声，《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文汇报》上都有他的专栏。他说，“我有巨大的政治责任感，因为首先我自幼就热衷政治，有革命政治的童子功；第二，作为一个接地气的人，我从基层的团委、人民公社干部都当过，还当过中央委员、政协常委；第三，我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被提拔过，被毛主席多次点名，也被打入过历史的另册；另外，我还去过境外六十多个国家，也见过国外诸多国家领导人，有一些交流经验。”

　　在他看来，这是《中国天机》的出版缘由。

　　2011年夏天，王蒙在位于北戴河安一路的中国作协“创作之家”休养，着手创作该书。从十多年前开始，他每年夏天都会到此避暑。王蒙笑着说，“北京那个热天，即使开着空调，我都有点顶不住。”在“创作之家”的会议室里，王蒙又移到离空调较远的椅子上坐着，空调太冷他也“顶不住”。

　　在“创作之家”，从安保人员到管理层，他们对王蒙已经很熟悉，都叫他“部长”。在位于北戴河康乐路的“政协浴场”，管理人员和救生员也很熟悉“部长”，王蒙每天下午三点过都会来游泳。

　　仕途/文学癖

　　在海里畅游了20多分钟，王蒙上岸了，皮肤黝黑的救生员很快拿着一条浴巾披在了王蒙的肩上。王蒙精神十足地说，“海水有点凉。”

　　之前，在海里，他一会仰泳，一会蛙泳，游到了最外围的安全浮漂边上，黄色的泳帽在浪中一起一伏，已经远得若隐若现。“今天的浪很大，部长平时游的时间更长一点，以前这个点他还在海里呢。”浴场的工作人员说。

　　20多年过去了，“部长”的称谓还在。从1986年4月至1989年9月，“我担任文化部主要领导职务三年零五个月”。上任部长那年，王蒙出版了小说《活动变人形》，反思现代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下的心灵冲突，被誉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变形记”。

　　该小说多次入围茅盾文学奖，但王蒙至今也未获该奖。

　　“其实对《活动变人形》的争议并不多。”王蒙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那段时间没有评上，后来又不断提出来，因为‘茅奖’有可以补评以前作品的规定，但实际操作，作协的领导往往不想补评，怕引起别的问题。”他还举例说张炜的《古船》，也遇到同样情况。

　　事实上，王蒙本人也是作协的“主要领导”，从1986年至2006年担任副主席。

　　还有传言，王蒙也曾被提名过诺贝尔文学奖。“诺奖的提名是一个说不太清楚的事情，它是封闭的，怎么提名，怎么评的什么都不对外界公开的。”王蒙解释说，“瑞典文学院在过去也给中国作协发过信，希望可以推荐。中国作协提名过巴金、丁玲等，另外国外一些大学，也有这种提名。我想，提过我也不足为奇，我说的主要是国外的一些机构。”

　　在政治和文学之间，王蒙说自己的“热度”，显然在后者。“与纯粹的政治家的最大区别在于，我有文学癖好，我从来没有追求过哪怕一星半点的‘仕途’。”他说。

　　但如今，“想否认也不可能了，”王蒙说，“政治的本质不是别的，就是生活，就是命运，就是故事。”

　　保护/批评

　　“打入另册”，王蒙这样形容自己曾被戴了20年的“右派”帽子。所以，“再怎么政治还是要有个铁饭碗，有个吃饭的过硬家伙。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我的生活出现了明显的‘拐点’，我宁愿回归到文学里面讨生活。”王蒙说。

　　1956年4月，22岁的王蒙写了个短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9月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杂志社的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车将476元稿酬送到王蒙家里，这样的稿酬在当时“也够惊天动地了”。

　　但很快《文艺学习》杂志展开对该小说的讨论，王蒙在《中国青年报》的编辑朋友也找来，说该文已经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相提并论了，要做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准备。次年2月，李希凡在《文汇报》发表了长篇文章，批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王蒙很快给周扬写了封信，请求指示。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叫了王蒙谈话，说毛主席也看了那小说，不赞成将其完全否定，对于《人民日报》刊登的《香花还是毒草》，将王蒙打成“毒草”也很不满意。“我那个小说，毛泽东前前后后讲了六七次。”王蒙回忆说，“总的调子就是，一保护，二批评。”

　　王蒙虽然没有当面听到毛泽东的点评，但听过录音，“毛主席亲口肯定，‘王蒙有文采，有希望。”毛主席如此点评青年作家，“在当代仅此小王一人，”如今已是“老王”的王蒙回忆。

　　但在1957年，王蒙还是被定为“右派”，他也不知道过程和内情，“命中注定，难逃此劫。”在《中国天机》中，王蒙写道。20年后他被平反。

　　王蒙也参加了当时诸多的批判会议，发过言，还写过批评刘绍棠的文章，但未发表。

　　1957年7月至9月，中国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批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巴金、茅盾、老舍、曹禺、郭沫若、冯雪峰、许广平都参加了。

　　“我永远难忘老舍批评丁玲时的发言。”王蒙回忆。

　　多年后，王蒙还能模仿老舍的发言，“丁玲同志，您的思想是反动的。”

　　“整个运动是无法抗拒的，而且包括老舍在内，也没有人能认清当时的运动是怎么回事儿，就是不想接受也得接受的感觉。”王蒙说，“但是老舍有自己的个性和文化，他的文化表现为在于不管说什么话，对于别人一定要说‘您’，就是进行政治批判，就是扣帽子，也这么说，让人听了特别哭笑不得。”

　　新疆/北京

　　“相对于其他老作家，你受过的苦不算严重吧？”记者问他。

　　“对，那当然。一切都是看比较，相对来说，我不算特别严重。”王蒙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一是我的工资没有降，当时在北京我是87块钱每个月，在年轻人里算非常高的。1963年到新疆，加上补贴，一下子变成124块，开玩笑，那算不错了。再一个，我没有被殴打过，也没有戴高帽子游街，也没进监狱。”

　　2006年至2008年，王蒙出版了“自传三部曲”。第一部中记录了他到新疆的详细过程。去新疆是他主动申请调去的，甚至“极其兴奋”，并得到了妻子崔瑞芳的支持。王蒙调到了新疆文联工作。

　　“老王，千里为官只为钱啊。”一个从安徽到新疆的农民对王蒙开玩笑说。王蒙笑道，“大跃进之后，安徽的生活特别困难，他们听说新疆好点，就跑来了。他意思说，你北京那么远都跑来新疆，反正就是为了钱嘛。我也没法跟他解释。”

　　通观王蒙的作品年表，除了初到新疆时发表的散文《春到吐鲁番》，直到1979年几乎完全没有其他作品发表。

　　“刚到那会儿，在《新疆文学》发表了零碎几篇散文。后来，阶级斗争越抓越厉害了。”王蒙回忆，在新疆时期并非一片空白，“写是写了，不能发表，而且我当时写了部将近50万字的长篇小说。”

　　事实上，今年夏天在北戴河，王蒙就在修改这部小说，预计明年出版。据他介绍，该书写新疆维吾尔族的农民，伊犁的1962年边民外逃事件，以及农村的四清运动和农民的生活。“这个长篇在‘文革’当中不可能拿出去发表，‘文革’以后，又觉得事过境迁了，和‘拨乱反正’那个时代又有些矛盾，也不好发表。这样一放，就30多年了。”王蒙说。

　　左倾/爱情

　　但王蒙并非只沉浸在旧时光中，他甚至愿意去看看《失恋33天》《男人帮》这样的影视剧，“各种现代建筑，城市风光，汽车多了，霓虹灯也多了。另外，它们的共同点就是现在人们对爱情的态度，更务实一点，不那么悲情了，不考虑你死我活那种劲儿了，不行就拉倒，还能怎么办。这也是更豁达和更健康的态度对待人生。”他说。

　　事实上，在自传中，王蒙也曾写过自己的爱情，在北京东四区委干革命工作时认识的初恋崔瑞芳，日后成了自己的白头到老的妻子。“今年最悲哀的是，老伴儿3月23日去世了。”王蒙沉重地说。

　　有太多的偶然性，包括王蒙最初干革命工作，“一个人怎么发展，是各种因素造成的。也可能后来有很大变化，也可能最后没变化。”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大家对国民党抱的希望特别大。但是很快就失望了，贪官污吏什么的。”王蒙回忆起自己的革命出发点及与政治的结缘。

　　当时，王蒙从五年级直接跳过六年级考上了北京市立三中。

　　民国时期中学有打垒球的传统，三中有一个矮胖、爱笑的“体育明星”，专门打后卫的，王蒙还记得那是一个叫何平的高二学生。而王蒙自己刚参加了全市的演讲比赛，是个“演讲明星”。

　　一次在操场上碰面，何平问，“王蒙，你最近在看什么书呢？”

　　王蒙说了几本书名，但随后他突然说，“我现在，思想左倾！”回忆起来，王蒙也觉得当时“非常奇怪”，“在国民党时期宣称自己思想左倾是有一定危险的。”

　　恰巧，何平是地下党员，“他眼睛顿时睁大，高兴得不得了，让我上他家玩去。他家里摆都是一些苏联小说，左翼的这些东西，还有上海出的一些骂国民党的书，他们家变成了我的学习室。”

　　王蒙回忆说，“如果我不是偶然说出思想左倾，他不会那么快对我‘下手’，也不会对我宣传共产党的方针理论。想起来还挺好玩的。”那一年，王蒙11岁。★

　　(实习生郑婕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