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奥运中国"被歧视"？学者：适应规则展现自信

　　伦敦夏季奥运会似乎从一开始就难以摆脱“歧视中国”的批评，先是媒体中心的中文告示，随后是对叶诗文的兴奋剂质疑，国旗事件，羽毛球消极比赛被取消资格，陈一冰表现完美却拿银牌，自行车申诉却被罚款，张文秀链球铜牌得而复失的戏剧性改变……

　　对中国“不公平”、“不友好”，充满“偏见与傲慢”，不论是网络上，还是各种媒体上，都充满类似的批评和不满，似乎伦敦夏季奥运会是西方对中国歧视心态的一次集中表现。

　　然而，也并非所有的议论都认为中国“被歧视”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说：“奥运是一次商业大聚会，然而却缺少完善的商业规则，这是它乌龙连连的主要原因。我们总是觉得被歧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把奥运会看成大国崛起的事件，而英国人只是把它看做商业活动。”

　　商业也需要规则

　　北京晨报：奥运会诸多事件被许多人认为是对中国的歧视，对此您怎么看？

　　乔新生：奥运是商业活动还是公益活动，答案是商业。既然是商业活动，就自然要遵循商业规则。在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商人们来往于地中海各地，但是不同的文化风俗让他们交流困难，他们意识到，没有一个共同的规则，就难以保护他们共同的利益。因此，他们自发组建了商业法庭，制定了一系列共同的规则，这就是现代商业法典的起源和鼻祖。奥林匹克作为一个商业活动，理应也遵循商业规则，但是在这一次奥运中，我发现它缺少完善的程序和规则，导致比赛常常被裁判所左右。

　　北京晨报：所以您认为“乌龙事件”和歧视无关？

　　乔新生：表面上，似乎是个人的态度所致，但实际上，就是因为没有完善的规则。比如羽毛球被取消资格的事件，我专门去看了一下羽毛球规则的英文原文，里面没有对消极比赛的处罚制度，这种情况下，只能由裁判自由发挥，所以导致取消资格的事件发生。

　　乌龙表示平常心

　　北京晨报：出现这么多的“乌龙事件”，很多人觉得吃亏的总是中国队，而造成这样结果的原因正是歧视。您认为呢？

　　乔新生：中国人把奥运当做大国崛起的事件，而英国人则把它当做一个商业活动，之所以出现这么多乌龙，正是说明他们是以平常心来办奥运。

　　北京晨报：如何才能做到平常心？

　　乔新生：把奥运当做商业活动，就只重视商业的内容，其他的不计。比如说挂国旗事件，屡屡出现乌龙，不仅是中国得了并列亚军，国旗被挂在下面，还有美国国旗被风吹下来。为什么国旗老是挂不好，因为它和商业无关。和商业有关的，比如除了赞助商产品之外不准其他同类的产品入场，就做得非常严格，因为它和商业有关。也就是说，只要能带来商业利益的，他们都一丝不苟，不能带来商业利益的，能减则减。

　　奥运会是举办者宣传自己的机会，也是全世界人互相交流的平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规则在这里碰撞、交融，互相了解，互相磨合，互相沟通。

　　然而，总有许多事情让我们觉得不公平。这究竟是融入世界的代价，还是世界拒绝我们的征兆？乔新生说：“歧视当然存在，但与其说是歧视，还不如说是规则的碰撞，是我们如何学会利用共同规则为自己谋利的问题。奥运会是一次文化的输出和交融，在同样的事件中，英国人表现出来的是极致的文化自信，而我们表现出来的则是胆怯。不要总有一副受气包的心态，没人欺负我们，只是我们不自信。”

　　自信和胆怯

　　北京晨报：伦敦奥运中，中国队遭遇了许多不公平对待，是否可以看做是歧视？

　　乔新生：作为奥运会的举办者，其目的在于推荐英伦三岛的文化，不论是开幕式上惊心动魄的工业革命，还是闭幕式上现代伦敦街头文化的展示，都巧妙地推广了伦敦乃至整个英国的文化。同时，作为一个商业活动，伦敦也成功地把自己推销给了全世界。但是为什么会让我们感觉到受了歧视呢？主要原因还是文化输出的理念不同。中国的文化输出还停留在产品输出的阶段，但是他们已经把产品和文化结合在一起了，也就是说我们输出的，是一件件单独的文化商品，他们输出的则是商品背后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我们还停留在发明阶段，他们已经到了创意层面，我们还是爱迪生，他们已经是乔布斯了。其次，也反映出文化输出方式的不同，我们的文化推广，还是教育、文学、哲学等等单独的碎片化的推广，他们则是整体的推广，我们还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他们已经是后工业化的方式了。

　　北京晨报：这两种有什么不同呢？

　　乔新生：不同的理念，不同的方式，反映出来的是不同的心态，英国人在奥运会看到的是商业，我们看到的则是政治，英国人展现给世人的是极致的自信，而我们让人看到的则是胆怯。有乌龙，有欢乐，岂不正与奥林匹克的本质相符合。

　　有没有歧视

　　北京晨报：歧视究竟存在不存在呢？

　　乔新生：当然是存在的。列宁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的阶段，世界就已经被他们瓜分完毕。我们作为一个新兴的、后起的大国，要在这个已经瓜分完毕的世界中分一杯羹，当然要经过反抗、挑战，然后才能进入这个体系。同样，作为已经获得利益者，在面对新的对手时，当然也会打压，也会不满意。所以，这种状态与其说是歧视，倒不如说是规则之下的博弈。在规则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谁能最大地利用规则为自己争取利益？谁又被规则所左右而损失利益？

　　北京晨报：那么这个规则是否偏向于西方呢？

　　乔新生：规则面前人人平等。规则不是人，不存在偏向谁不偏向谁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你是否真的了解它，又能不能够利用它，如果它不完善，还有漏洞，那么谁最善于“以无间入有间”，用它为自己谋得最大的利益？如果它完善，又是谁能够在规则之中如鱼得水，成为规则的受益者。

　　我们仍是规则新手

　　北京晨报：规则的问题，也是许多人一直谈论的问题，我们是否总是在规则面前碰壁？这是必然的代价吗？

　　乔新生：要利用规则，首先当然要了解规则，理解规则。了解当然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碰壁，如果你了解得更快，更透彻，自然损失就小，如果总是不能理解，不能融入到规则之中，当然就总是要付出代价。

　　北京晨报：我国改革开放30年，加入世贸也有10多年了，为什么我们至今在世界的规则面前还磕磕碰碰？

　　乔新生：我们还处在人治社会，法治还不完善，现代社会的规则也都欠缺，所以我们对规则，对法治的了解还远远比不上西方世界，所以在现代规则面前总是无所适从。比如我们加入了世贸，但是还没有学会怎么样用世贸的规则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并且争取更大的利益，反而总是因此而受到损失。也就是说，我们仅仅是知道了规则，但还不知道规则的精神，我们加入了规则，但是还不了解规则的重点，这是我们常常碰壁的原因。

　　为什么如此敏感？

　　北京晨报：很多时候，可能西方媒体的一篇文章、一个观点或者一件事情，往往都会被理解为整个西方世界对我们的歧视，是什么原因？

　　乔新生：正是因为我们不理解规则，所以总是觉得规则在针对我们，因此一见风吹草动就觉得是天大的事情。比如说奥运第一天，媒体中心用中文贴出告示，提醒中国记者尊重媒体工作人员的隐私，这个事情被解读为歧视中国，我倒不这么认为，我宁可看做是文化的不同所致。当一种文化输出到另一种文化环境时，难免与当地的客体文化发生冲突，这就要考虑客体文化的感受。随意的拍摄可能让很看重个人隐私的欧洲国家公民难以接受。从法律角度来看，尽管包括伯尔尼公约在内的涉及知识产权的公约都规定，因新闻报道需要而涉及的肖像权不属于侵权，但奥运赛场内外的工作人员不同于作为公众人物的运动员，对于非公众人物的肖像权，仍然需要格外注意。

　　北京晨报：所以类似的事件不能看做是歧视？

　　乔新生：是的，我们不重视隐私的保护，不代表别人也不重视。有一些行为方式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必然会有冲突。这是正常的状态，不要总是一副受虐待的感觉，没有人故意欺负我们，只是我们不自信而已。

　　适应规则展现自信

　　北京晨报：很多评论指出，奥运会中的不公平确实不少，但是中国队似乎总是不公平的受害者，您怎么看？

　　乔新生：正如前面所说，我们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在进入世界规则的时候总会有不适应，总会遇到反弹。这种文化间、乃至民族之间的冲突是否只有我们有呢？不是的，俄罗斯也曾歧视白俄罗斯，朝鲜族也曾被举族迁徙到外高加索……民族间的歧视是常态，马丁·路德·金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也正是因为民族歧视而起。

　　北京晨报：那怎么应对这种局面呢？

　　乔新生：这正是关键所在，是天然的防范，还是怨天尤人，还是别人歧视我们，我们就要反击回去，也歧视别人呢？这些都不是最好的应对办法。中国人有上百年被欺负的经历，而这是历史所致，但是不要因此总是一副受气包的状态。如果你总是这样一副状态，那么别人就总是会欺负你，你也就总是难以真正自强自立。

　　北京晨报：合适的心态应该是怎么样的？

　　乔新生：首先要适应规则，去了解规则中的重点，理解规则背后的精神，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规则，用规则来保护自己，谋得利益。其次，修改自己的规则，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丢掉自我，而是说要改变那些落后的、不适合的规则，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融入到世界规则中去。其三，也是最重要的，要展现我们中国民族的自信，我们是泱泱大国，是几千年文明传承的民族，我们不应该有小国心态，要更加大气，这不是说我们要放弃自己的利益，恰恰相反，面对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应该胆怯、退却，而是当仁不让，挺身而出，去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才是一个大国应有的做法，也是一个大国国民应有的心态。

　　晨报记者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