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我不生产幽默，我只是生活的搬运工

　　
    从《手机》、《一地鸡毛》、《我叫刘跃进》到计划年内上映的《温故 1942》，这些均改编自作家刘震云同名小说的影视作品，在影视市场上为观众熟知的同时，也使刘震云成为知名度颇高的作家。去年，刘震云凭借《一句顶一万句》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更使他在当代中国文坛上备受瞩目。日前，其新书《我不是潘金莲》面世，成为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

　　一个作家有着不比明星差的名气，对此刘震云觉得“应该”，“因为这个名气它首先不起源于我”：李白的名气比梁朝伟的大，曹雪芹的名气比梁朝伟的也大，他虚构的人物也比梁朝伟有名，像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它的传播范围比梁朝伟和刘嘉玲要广泛得多，这和媒体也特别有关系。近日，刘震云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谈及对作家名气的看法，并聊到新书、文学、幽默等诸多话题。

　　本报记者崔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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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人性观察者”

　　“刘震云是一位对现实有敏感，并有勇气和胆量来反映现实的作家。”在《我不是潘金莲》新书首发式上，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北京图书中心总编辑安波舜评价说，现在这些作家已经无力书写这个时代，“像刘震云这样的作家已经不多。”

　　面对这样的评价，刘震云说，公众对待作者和对待其他公众人物是不一样的，他们很善意，因为他们知道你是书生，很客气。他觉得，这里面有个对现实的认识问题。“如果你只是直面时代现实，你永远写不出好的小说。还要直面另外的现实，直面现实下面的另一套思维逻辑，比如要直面个人利益，也要了解集团利益。一个族群要生活好，要求特别的简单，把最基本的做好，里面的道理很玄妙。”他举例称，比如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直面的是，旱灾死了三百多人，比奥斯维辛集中营死的人还多。但是，被饿死的人的后代对死亡的态度是忘记。我从中找到了一个民族活着的幽默的秘笈。”

　　对于如何衡量一个作家，刘震云有着自己的看法：好作家的标准不仅是个好作家，这只是个基础，他还应该是个哲学家。“《一句顶一万句》该感动的地方，不同年龄层的人都感动了，该喜欢的都喜欢了。老詹、老汪的故事大家都感动。社会外在的变化很快，但人性的变化很慢，这个慢带给我们温暖，我想《我不是潘金莲》也应该是这样。”“我不是社会观察者，我是人性观察者”，作为一名作家，刘震云这样给自己定位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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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比现实还要真实

　　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中，女主人公李雪莲为生二胎而假离婚，还莫名背上潘金莲的恶名。为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更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而走上告状路——— 从镇里告到县里、市里，甚至误打误撞到了北京，最终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乃至市长一举拖下马……

　　据出版方透露，《我不是潘金莲》本应该在两年前出版，之所以推迟到现在，用安波舜的话说是“感觉这个书写得太好了，太有冲击力了，我们要把它放出来的话，那刘老师的《一句顶一万句》能否评上茅盾文学奖很难说。”《我不是潘金莲》中，前面是两篇十几万字的序言，正文只有三千多字，但这部分却是刘震云花时间最长的。刘震云觉得，在小说结构上，《我不是潘金莲》比《一句顶一万句》要进步。对于这种独特的小说结构，评论家张颐武曾说：“这个故事的正文能获鲁迅文学奖，把前面的序言拿走能获茅盾文学奖，分开得奖。”刘震云表示，这个说法我很喜欢。

　　文学评论家雷达曾说，《我不是潘金莲》写出了“中国官员的生态，包含着极为尖锐的对现实的干预”。但刘震云并没有把这些官员写成绝对意义上的坏人，可以说小说中“所有的官员，没有一个坏人，他们还试图帮助她(李雪莲)”。对于这其中的把握，刘震云说，“如果说写社会、写官场、写民生，如果你写是一团漆黑，写的是贪官污吏，如果是贪官污吏压迫李雪莲，这个是新闻的任务，是媒体的任务。为什么文学显得比现实还要真实？明明知道这个故事是虚构，为什么觉得比现实还真实？因为它揭露、披露、揭示了生活背后的逻辑，这个逻辑有时候比真相更接近这个实践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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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幽默是生活本身

　　刘震云的作品，总能传达出一种让人忍俊不禁的幽默。而在《我不是潘金莲》这部同样充满“刘式幽默”的小说中，刘震云要探寻的是幽默和荒诞的底线。

　　但刘震云说，其实这个故事本身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但是在大家看起来很幽默。“真正幽默的不是我，是生活本身，我不生产幽默，我只是生活的搬运工。作为一名写作者，我只是还原生活本身，所以如果要说我的作品幽默，那就是我们的生活幽默，就好似作品中的李雪莲，真真实实的故事，却看起来很荒诞，她是在以严肃对待荒诞，所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喜剧时代。”

　　除了生活本身的幽默外，出生于河南延津的刘震云认为，这种幽默也来自河南人的性格，“河南人特别能吃亏，特别幽默。很多人问我幽默从哪来，我说就是从河南人来，这不只是语言问题，还是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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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剧是比作家还困难的职业

　　《手机》、《一地鸡毛》、《我叫刘跃进》、《温故1942》，每部改编自刘震云小说的影视剧，都由刘震云亲自担任编剧。“我没有做过职业编剧，只有我把自己的小说变成电影剧本时才做，就相当于把自己家的树做成了板凳，与专门做板凳的木匠还是不一样的。”但刘震云给自己在编剧道路上的评分非常少，认为“只走了0.1分”。在刘震云看来，编剧是比作家还困难的职业，“作家写作一个人说得算，编剧写作很多人说得算，这样的创作不像写小说那么自由、自主；另外，电影受时间的限制，90分钟到2个多小时，要完整表达故事，塑造人物形象，心路历程，比小说难，因为小说可长可短，不受篇幅的影响，可以说拉大车的话。”

　　刘震云还曾在《甲方乙方》和《桃花运》中出镜进行客串表演，但他自认为没有任何表演天赋，今后也不会再尝试，“我这条路已经像姚明打篮球一样退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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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知识分子缺的是“见识”

　　前段时间做客崔永元的节目，聊到知识分子的话题，刘震云说，“有两个大知识分子对我影响特别大，就是我的两个舅舅。”刘震云的两个舅舅都不识字，一个在村里赶马车，一个在村里做木匠，大舅告诉刘震云：“像你这样不聪明又不笨的人，一生就只干好一件事。”二舅告诉刘震云：“做事情要慢。”这使刘震云认为，读过书的人未必是知识分子，不识字的人如果见识特别深远，他就是非常好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缺的不是知识，而是见识。”

　　到今算起来刘震云在河南待了15年，在北京待了34年。所以在刘震云心里，北京也是故乡。他觉得，故乡这个概念不能太狭隘——— 必须是童年生活的地方才叫故乡，“重要的是在你待过的地方有什么样的人引起了你想重回的愿望，只有发生情感了，才能是‘故’，这个词跟场景、气味有关。老家有朋友，有感情，所以想回去，是为了回到原点，也是为了倾听。”

　　刘震云的作品里，不只一次呈现出老家河南或是延津的影子———《塔铺》是延津一个具体的地名，《一句顶一万句》的两章分别是《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温故一九四二》写的是河南旱灾引起的大饥荒。“河南特别是延津在我的创作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对刘震云而言，不只停留在地名上，“还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认识”。“河南人特别勤奋，我每天睡觉时，外婆都在纺棉花，纺车一转，麻杆就会亮一下，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只睡几个小时的觉。”

　　刘震云告诉记者，直到现在，有人说20公里，他就会马上想到他们村庄到县城的距离，“我是用这个距离来丈量世界上的距离。这种基本的长度、宽度、深度来丈量世界，一定带出这个地方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思考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