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抵制日货需理性，盲目打砸与暴徒无异

　　8月19日上午，青岛、广州、深圳、杭州等10多个城市均有规模不一的群众聚集、游行，高喊抵制日货的口号，抗议日本右翼分子当天非法登上中国的钓鱼岛。(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这一行动在网络上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和支持。

　　然而，游行中，一些打砸日系汽车的行为也引起了关注和争议。报道中称：“个别地方出现极不冷静和不理性的行为，打砸同胞开的日系车，让人感觉非常刺眼。”更有不少批评者认为，“抵制日货也应坚守底线，逾越底线，可能将爱国运动演变成戕害同胞的暴行。”也有批评者认为，“抵制日货”并不能从经济上真正打击日本，甚至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行为，不值得提倡。那么，究竟该怎么看待“抵制日货”的行为以及其中发生的“打砸”行为呢？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说：“抵制日货并非完全不可行，但是应该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也需要在政府指导下进行，不应该盲目。”

　　抵制日货砸的是自己财产

　　北京晨报：最近，抵制日货的行为引起了社会很多的关注和争论，您怎么看？

　　周永生：就目前的情况看，有点儿盲目，特别是出现的打砸日系汽车的现象。这种行为我不赞同。首先，它是违反国家法律的，民众在法律允许的范畴中游行，表达自己的态度，这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因此破坏公共或者私人的财物，那些汽车确实都是日本的牌子，但是它们大多是中国人购买的，是中国公民的财产。所以，以破坏中国公民的财产为代价，其实是把爱国理解偏了，甚至走向了反面。其次，目前国内看到的日本车，大部分是在中国生产的，是我国招商引资的成果，引进外国资金，对于我们自己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就日本牌汽车生产来说，大部分是中日合资，因此，打砸也意味着在破坏和损害我们自己的经济。

　　北京晨报：那么是否意味着不应该抵制日货？

　　周永生：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中日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全面恶化，甚至断绝关系时，抵制日货也并非不行，但是应该是有理性的、有条件限制的抵制，而不应该盲目地去抵制，以至出现伤害中国公民财产的现象。所谓有理性，首先要分清楚到底哪些是纯粹的日货，其次不要采取暴力行为。此外还应该在政府指导下进行，因为政府可以分清楚哪些是中国人自己的财产，哪些是纯粹的日货。

　　“抵制日货”并非新鲜事儿，从上世纪初到今天，出现过无数次抵制日货的潮流和行动，同样的，也出现过无数次“争论”，甚至更加同样的是，打砸烧日货的行为总是伴随不绝。那么，抵制日货的行动究竟是不是理性爱国，为什么每一次中日关系紧张，就必然会引发抵制日货的潮流？

　　“每买一百元日货就会给日本政府送去5元钱，让日自卫队多造10颗子弹，多印8页反华教材……”这一段话屡屡成为抵制日货的口号，是否真的如此？

　　在历史上，抵制日货的行为曾经对唤醒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是在今天，环境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都使得我们不能单纯地看待抵制日货的行为，更不能盲目地行动，甚至于伤害到我们自己。愤怒是可以的，但仅仅有愤怒是不够的。

　　抵制日货有百年历史

　　北京晨报：历史上，我们曾经发生过哪些抵制日货的事件？

　　周永生：最早从五四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巴黎和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反抗，开始抵制日货的行动。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开始通过武装控制、经济控制等手段全面压制中国，当时知识阶层、民族企业阶层、市民阶层掀起了很多次大规模的抵制活动。那个时代，也是中国人民族意识开始觉醒的时代，在日本大规模侵华之前，中国人很少有民族意识，更多的是皇国意识，对于外人侵略，看得不那么重，就好像鲁迅先生写的“日本人杀给俄国人当间谍的中国人，无数中国人木呆呆地看着”。而在“抗日”开始之后，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才开始成熟。所以，那个时代抵制日货，对于唤醒民族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过很大的作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因为日本产品对中国的大规模出超，再次出现了抵制日货的行动。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5年以后，因为中日政治矛盾，也屡次出现抵制日货的行动。

　　北京晨报：这些抵制日货的行为是否是一样的？

　　周永生：“抗日”时代的抵制，确实增强了中国人的凝聚力，唤醒了民族意识。而且当时很少有合资的产品，大部分日本在中国的生产工厂、企业，就如同《包身工》里所讲的，是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下进行的。而今天，整个中国经济环境都是在中国自己的掌控之下，不像以前是被别人掌控，而且有许多企业是合资，所以这个时候的抵制，和以前是不同的。

　　盲目抵制与暴徒无异

　　北京晨报：今昔不同，表现在哪里？

　　周永生：第一，以前日本商品基本上都是纯粹的日本企业生产，所以抵制确实对日本经济会造成伤害，其次，因为战争年代，特殊的国际环境下，它对于民族精神有很好的激励作用。而在今天，大部分人很难分清楚哪个是纯粹的日货，哪个是中日合资，因此，抵制之下，可能也给我们自己造成损失，这个损失甚至比日本更大。其次，今天是一个全球化时代，抵制日货，不仅对中日两国有影响，还会在国际上造成影响，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或者正负面共存的情况下，哪个方面更大，需要我们考虑。全球化时代也是商品自由流动的时代，竞争不过，就去打砸，与暴徒何异？当然，抵制日货不仅是商品竞争的问题，还有其他原因，但是也要考虑得失。

　　北京晨报：那么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呢？

　　周永生：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大国，既然是大国，就要承担一个大国的责任，给其他国家做出表率。而作为中国国民，也应该逐渐树立起大国心态，不要把中日矛盾仅仅看做是两国的矛盾，更要放在国际环境中去看，我们的一言一行，对日本会造成什么影响，对中国会造成什么影响，在全球中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抵制不是不买日货

　　北京晨报：有评论认为，抵制日货并不能真正对日本造成伤害，没有事实上的效果，是否如此？

　　周永生：经济意义上效果，不能说完全没有，但要看具体的情况。其一，抵制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只有20%的人在号召抵制，80%的人该买还买，那能有什么效果呢？其二，哪个方面的抵制，是抵制纯粹的日货，还是连中日合资的一起抵制。其三，是单纯地抵制日货，还是综合手段的运用，是否仅仅抵制从日本进入中国的产品？那从中国出口到日本的货物，又该怎么办？比如2010年，中国调整稀土出口政策，限制稀土对日本的出口，对日本的许多制造企业，都会造成比较大的损失，这一方面又怎么看待？

　　北京晨报：所以抵制也不仅仅是不买日货那么简单？

　　周永生：是的。简单的抵制，即便是抵制纯粹的日本产品，也还有一个替代效应。日本商品在中国卖不出去，它可能会转向开拓更大的东南亚市场，或者转向欧美市场，未必就意味着它一定卖不出去，因此，能否对日本的经济，或者是对日本的企业产生比较大的伤害，都很难说。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简单的是抵制商品就能够起到作用的。而且在今天许多日本产品其实都是中日合资生产的情况下，抵制会不会给我们的经济带来伤害，也是要考虑的问题。

　　抵制日货成为惯性思维

　　北京晨报：每一次中日关系紧张，似乎都有抵制日货的行为，这是否成为了一种惯性思维，为什么会这样？

　　周永生：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中日经济发展的落差所致。近代以来，五四以后，中日经济一直都存在着差距。即便是今天我们在经济总量上已经超过日本了，但是质量依旧不如。日本经济的发展一直都在我们的前面，他们产品开发占据优势，商品输出占据优势，商品的覆盖面很广，在民众中的接受度也很深，正是因为日本的商品和中国民众的生活非常密切，所以才会出现一旦两国关系紧张，人们就会想到抵制日货的现象，乃至于形成惯性。

　　北京晨报：那么，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

　　周永生：可能有批评说现在的情况过于愤怒，其实我觉得愤怒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最近这些年来，中日矛盾几乎都是日本先挑起的，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又怎么可能不愤怒，所以，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另一面，要考虑到，只有愤怒是不起作用的，甚至愤怒推动的行为可能还没有伤害到对方，先伤害到自己。所以，就要思考，怎么样才能全面地制衡对方，真正地战胜对方。要达到这些目的，就需要理性，认真研究两国的态势，找到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懦弱，恰恰相反，是在对方挑起矛盾的时候，找到有效回击对方的方法。

　　晨报记者 周怀宗